英偉達CEO接班人外部呼聲最高的雷內·哈斯:我和黃仁勳的性格不同,但工作方式其實非常相似

格隆匯
6小時前
「你就是這項業務的CEO。所有收入由你負責,產品由你負責。如果業務出了問題,或者沒有盈利,我就會追究你的責任。」

這是黃仁勳當年對英偉達計算產品業務部門總經理雷內·哈斯(Rene Haas)的要求。

有意思的是,哈斯當時負責的業務佔英偉達總收入的25%,但直接向他彙報的員工,只有5個人。

可以想像,這確實不是一家傳統意義上依靠組織層級運轉的公司。

多年以後,已經成為Arm CEO的哈斯回憶,自己從黃仁勳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管理原則之一,就是依靠影響力,而不是職位和組織架構來領導。

最近,隨着黃仁勳突然離任,這位曾經的部下,進入了英偉達新任CEO的候選名單。

11月13日,《金融時報》報道,英偉達董事會已經接觸Arm CEO雷內·哈斯,探討接班的可能性。雖然公司很快澄清尚未正式接洽候選人,但在外界討論的諸多名字中,哈斯無疑是最受關注的外部人選之一。

為什麼是雷內·哈斯?

這場不久前由全球半導體聯盟聯合創始人兼CEO喬迪·謝爾頓(Jodi Shelton)主持的深度對話,恰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窗口。

先說Arm。

對於普通投資者而言,Arm的知名度遠遠不及英偉達、蘋果或者英特爾,但它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的地位,可能比許多人想象的更加重要。

這家總部位於英國劍橋的公司,長期採用一種非常獨特的商業模式:不直接製造芯片,而是提供處理器架構和核心設計,通過知識產權授權和版稅獲得收入。

迄今,全球累計已有超過3500億台設備採用Arm技術。從智能手機到汽車,從個人電腦到數據中心,這家公司幾乎無處不在,卻長期站在幕後。

2022年,英偉達以400億美元收購Arm的交易因監管阻力告吹,哈斯就在那時成為Arm的CEO。

雷內·哈斯出生於1962年,今年64歲,比黃仁勳還年長一歲,是一位擁有40多年從業經歷的半導體行業老將。

1984年從克拉克森大學畢業後,他先後供職於德州儀器、施樂、日本電氣半導體公司(NEC),也曾在兩家初創公司擔任管理職務。

2006年加入英偉達,擔任計算產品業務副總裁兼總經理,負責包括筆記本電腦GPU在內的相關業務,與黃仁勳共事7年。2013年,他離開英偉達加入Arm,歷任重要管理職位,2022年出任CEO,2023年帶領Arm完成IPO。

如今,這家已經有35年曆史的公司,正在他領導下走向一次重要的戰略轉變:從單純提供芯片設計知識產權,進入自主芯片產品領域。

對於一家原本向競爭對手共同提供技術的公司,這顯然不是一個輕鬆的選擇。

哈斯對企業如何應對變化有很深的感觸。他在柯達和施樂的重鎮紐約州羅切斯特附近長大,親眼見證了這兩家曾經的科技巨頭,因為固守原有業務而錯失新的產業機會。

「如果你不願意適應變化,不願意跨越那些過去被認為絕對不能跨越的邊界,那麼,歷史就會替你寫好結局。」

而他尤其欣賞黃仁勳的一點,是能夠在堅定信念與及時轉向之間保持平衡。當年,黃仁勳果斷放棄自己曾極力支持的x86芯片組業務,轉而加大對Tegra的投入。

不被過去的投入和判斷束縛,或許正是這兩位科技企業領導者最深的一層相似。

哈斯的領導觀,也能從他大學打籃球的經歷中找到一些線索。他曾是球隊裏最好的球員,後來不斷招募比自己更優秀的人,退居第6位,卻成了隊長。

他很早就明白,領導者不必是團隊中最優秀的人,重要的是讓優秀的人能夠共同發揮作用。

這場對話還有不少值得細讀的地方。

比如,哈斯談到在兩家初創公司工作的經歷,讓他深刻理解了為什麼頭銜、流程和辦公室政治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把事情做成,讓企業活下去;他也談到黃仁勳與孫正義這兩位風格迥異的科技領袖,前者對業務細節近乎苛刻,強調速度和執行,後者則更擅長髮現未來的巨大機會,並敢於承擔風險。

尤其值得一看的是他對AI發展的態度。作為一名技術樂觀主義者,哈斯並不讚成讓整個行業放慢腳步。但對於前沿模型的安全問題,他的看法相當犀利:如果一家企業連自己開發的產品都無法充分理解和控制,那首先應該反思的,是自身的工程能力、質量管理和內部制衡機制,而不是要求整個行業一起放慢速度。

這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管理者視角。

某種程度上,這也讓我們看到,一位長期在優秀科技組織中工作的領導者,是如何理解創新、風險與責任之間的關係。

對話中讓人動容的橋段,是關於他的父親。

哈斯的父親出生於德國猶太家庭,童年時為躲避納粹迫害輾轉歐洲,後來移居美國,成為施樂的一名研究人員,一生擁有約60項專利。

2008年,父親去世。2023年Arm準備上市時,孫正義原本希望把IPO定在9月13日。哈斯提出,能不能推遲一天?因為9月14日,本該是父親的95歲生日。

孫正義答應了。哈斯說,如果父親能在電視上看到兒子帶領的公司上市,一定會高興得不得了。

回到開頭。這場交流是10月中旬發布的,自然沒有意料到英偉達最近的突發風暴,但對話詳細講述到黃仁勳如何管理公司的方式和案例,更加覺得其作為CEO種種的不可替代,也難怪這兩天內外部請願迴歸的聲量很大。當然,反對的阻力也很大。

無論如何,這是近期看過最精彩的對話,沒有之一。嚴重推薦!

Arm是3500億台設備背後的「大腦」

 喬迪:我在半導體行業已經很多年了,你也是。我幾乎整個職業生涯都與Arm有所交集。

我和羅賓·薩克斯比(Robin Saxby,Arm首任CEO)是多年的好朋友,直到現在也是。你的前任CEO還曾擔任全球半導體聯盟的董事會主席。

所以,我可以說是近距離見證了Arm這家非凡公司的發展。但對很多普通人來說,Arm並不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

 哈斯:確實如此。在半導體行業裏,大家都知道Arm。但只要走出這個圈子,我們的知名度就遠沒有那麼高。

當然,現在可能比五六年前稍微有名一些,但說實話,我覺得Arm的知名度仍然遠遠沒有達到它應有的水平。

 喬迪:可你們的技術已經進入全球3500億台設備,這顯然是一家極其重要的公司。那麼,領導一家技術幾乎無處不在、公司本身卻又如此低調的企業,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

 哈斯:說實話,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能夠領導這樣一家公司。

我天生就是一個好奇心很強的人,而Arm最讓我着迷的地方,是我們的技術幾乎進入了你能想到的每一個終端市場。

無論是Meta的智能眼鏡、梅賽德斯-奔馳汽車,還是數據中心、智能手機和個人電腦,都離不開我們所提供的技術。

當你看到這些產品時,可能會好奇:「它到底是怎麼工作的?裏面用了什麼新技術?未來又會往什麼方向發展?」

而我們有機會接觸到所有這些領域。

某種程度上,我們就像站在一個制高點上,能夠看到不同技術和產品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

所以,能夠領導這樣一家從技術和硬件層面幾乎可以觀察整個科技產業的公司,我真的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喬迪:假設你在一個雞尾酒會上,遇到一個不太了解科技行業的人。你又不想花太長時間解釋Arm是做什麼的,把對方講得昏昏欲睡,那你會怎麼介紹?

 哈斯:我通常會從我們真正創造的東西講起,也就是CPU,中央處理器。

但很多人其實不知道CPU是什麼,所以我會把它比作人的大腦。任何一台現代電子設備,不管它是什麼,都需要一個大腦,就像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大腦一樣。

而Arm提供的,正是這些設備裏的「大腦」。

回到3500億台設備這個數字,它確實大得有點不可思議。但你想想,一台電子設備裏還有很多電阻、電容、電感等元器件,它們的數量同樣非常龐大。

所以,重要的並不只是Arm的技術進入了多少設備,而是我們在這些設備裏究竟發揮着什麼作用。

別人可能會問:「好吧,你們的技術用在這麼多設備裏,但它真的那麼重要嗎?這些設備真的離不開你們嗎?」

這時候,我就會解釋CPU究竟是做什麼的。CPU就像一台設備的大腦,負責運行和控制整個系統。

聽到這裏,人們通常會很驚訝:「哇,這麼重要的一家公司,為什麼我以前從來沒聽說過?」

然後,他們可能又會問:「你們的股票代碼是什麼?」

於是,話題就這樣聊開了。

從沒想過要成為CEO,真正推動的始終是好奇心

 喬迪:你擔任Arm CEO才4年,但說實話,感覺你已經非常適應這個角色了。你是怎麼完成這種轉變的?成為CEO是你一直以來的目標,所以走到這一步很自然?還是說,你也經歷過一段適應的過程?

 哈斯:我從來沒把成為CEO當作自己的人生目標。

我猜你可能也問過其他嘉賓,他們是不是一直夢想着有一天成為CEO。對我來說,答案是否定的。

我真正想做的,是在科技公司工作,不斷學習,接觸新的技術,嘗試新的事情。這纔是我選擇職業方向的出發點。

而且,我的職業生涯有一個特點,就是幾乎做過一家科技公司從創辦到經營所涉及的各種工作,包括產品工程、測試工程、設計工程、市場營銷和銷售。我既待過初創公司,也待過大公司。

20世紀90年代末,我在兩家規模很小的初創公司工作過。當一家公司只有20個人的時候,你幾乎能接觸到所有事情,也需要做各種各樣的工作。

那時候,我有沒有想過,自己可能比公司的CEO做得更好?其實沒有。因為公司規模很小,每個人都有一大堆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CEO自己可能也是第一次擔任這個職位。

我當時待過的兩家公司,Tensilica和Scintera Networks,CEO都是第一次當CEO。他們都是技術出身,也是在工作中學習怎樣經營一家企業。我同樣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摸索自己的角色。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我肯定能比克里斯做得更好。」

克里斯·羅文(Chris Rowen)是當時Tensilica的CEO,另一家公司Scintera的CEO是阿比吉特·潘塞(Abhijit Phanse)。

後來我去了英偉達,那裏的CEO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就是黃仁勳。

沒有人加入英偉達的時候,會想着:「我要怎麼做,纔能有一天接替黃仁勳?」英偉達根本不是這樣運作的。黃仁勳是公司的創始人,即便在我2006年加入的時候,他也已經把英偉達發展成一家非常出色的公司。

所以我在英偉達從來沒想過,自己需要做些什麼,纔能有一天接替黃仁勳的位置。我只是這家公司管理團隊中的一員,一邊做好自己的工作,一邊不斷學習。

當時我直接參與黃仁勳的管理團隊工作,有很多機會近距離觀察他。這段經歷最寶貴的地方,就是讓我真正了解到,一位優秀的CEO究竟是怎樣工作的。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

後來我加入Arm,當時的CEO是西蒙·西格斯(Simon Segars)。之後軟銀收購了Arm,公司內部經歷了很多變化。

軟銀完成收購後,我被任命為總裁,負責Arm的核心知識產權業務。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職位本身就相當於一家小公司的CEO。

所以,回頭來看,我也說不清自己究竟算不算誤打誤撞地走上了CEO崗位。但在此之前,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過很多優秀的領導者,也得到了很好的指導。更重要的是,在正式成為CEO之前,我已經負責Arm的核心IP業務4到5年了。

 喬迪:所以,你實際上已經做了4到5年類似CEO的工作。

 哈斯:對。真正接任CEO的時候,至少在業務層面,這個跨越並沒有我原先想象的那麼大。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事情需要學習,但對於公司的業務,我已經非常熟悉了。

 喬迪:你帶領Arm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IPO。現在,這家公司的市值已經達到2500億美元。這個數字會不會讓你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哈斯  不會。這個問題我經常被問到,接下來的回答可能聽起來有點自大,但我確實不覺得意外。

當時Arm推進IPO,公司的估值大概是500億美元。我有沒有認為500億美元就是Arm最終能夠達到的高度?當然沒有。

我一直認為,Arm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而且我們所處的市場正在爆發式增長。尤其是人工智能,毫無疑問,它讓整個科技行業的發展大大加速了。

所以,今天Arm發展到你剛纔提到的規模,我並沒有那麼驚訝。

當然,2500億美元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我為公司感到驕傲,也為員工們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

但我不會每天早上醒來,突然感嘆:「天哪,我怎麼爬到這麼高的地方了?」我並不是這樣看待這件事的。我們還想做得更好。

從德國逃亡到美國,一個猶太家庭的命運轉折

 喬迪:我想再深入了解一下,你是怎樣成長為今天的樣子。要真正理解一個人,往往需要回到他的成長經歷。

你的家庭歷史就很特別。你的父親出生於一個德國猶太家庭,小時候為了躲避納粹迫害逃離了德國。你的母親則是葡萄牙人,但你們全家最終定居在美國紐約州的羅切斯特。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還有,你小時候是否了解父親經歷過什麼?他會和你談起那段歷史嗎?

 哈斯:我父親出生於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家裏是猶太人。

我祖父非常有經商頭腦,擁有自己的公司,而且經營得相當成功。不過,父親很少談起這些事情,很多細節都是我們在後來幾十年裏才逐漸了解到的。

當時,德國一些比較富裕的猶太家庭很早就察覺到了危險。猶太人的財產和企業開始被沒收。大概在20世紀30年代初,祖父就意識到,一家人繼續留在德國已經不安全了。

於是,他們開始在歐洲各地輾轉,先後去了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從一個邊境到另一個邊境,一直在尋找能夠安身的地方。

最後,他們來到了葡萄牙。因為當時葡萄牙允許猶太人免簽入境,他們得以在里斯本落腳。

但你想想,我祖父原本在德國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到了里斯本,卻不得不想盡辦法賺錢養家。

我父親後來是在里斯本長大的。不過,因為早年在德國生活過,他一直帶着非常濃重的德國口音。

如果你見過他的錄像,或者聽過他的錄音,你會發現,無論長相還是聲音,他都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非常相似,真的特別像。

父親對科學充滿好奇心,後來獲得了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物理學和化學。他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技術型人才。

我母親則出生在里斯本,成長背景和父親完全不同。她走的是人文科學這條路,同樣獲得了博士學位,研究的是羅曼語族語言。

她懂拉丁語、法語、德語、葡萄牙語,還會很多其他語言。

在當時的葡萄牙,一個猶太男性和一位天主教女性結婚,並不是常見的事情。所以,我想雙方父母一開始都不太讚成這門婚事,但最終還是接受了。

後來,祖父又說服父親去美國發展。

他告訴父親:「葡萄牙沒有多少適合物理學家的工作機會,你應該去美國。」

那已經是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正在大量招聘來自歐洲的科學家。

於是,我父親在美國找到了一份工作。

很有意思的是,那也是一家半導體公司,叫飛歌(Philco),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主要生產電視機和收音機使用的晶體管、放大器等產品。

所以,我和一個弟弟其實都出生在費城。

後來父親在飛歌工作沒多久,他的上司就離職了,去了紐約州北部羅切斯特一家很有前途的年輕公司。那家公司當時正在開發複印機,就是施樂(Xerox)。

父親後來也加入了施樂,成為一名研究人員。

到他退休的時候,我記得他的專利數量在施樂的發明人中排名第2,大概擁有60項專利,涉及液晶、噴墨打印等技術。

所以,父親最後在羅切斯特地區定居下來,準確地說,是羅切斯特郊區的韋伯斯特。他之後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施樂度過。

而我,就是在韋伯斯特那個安靜的小鎮上長大的。別的孩子在打棒球,我7歲就在博物館研究石頭

 喬迪:我想,你們家的氛圍一定非常特別。那是一個安靜的家庭,還是經常熱熱鬧鬧的?我猜一定充滿了知識和思想上的交流。

 哈斯:確實,我們家有非常濃厚的學術氛圍。

而且,在準備今天這場對話的時候,我也一直在想,如果要追溯我今天擁有的這些能力,究竟是從哪裏來的?

我母親研究語言和文學,包括英語。她非常喜歡閱讀,所以家裏到處都是書。我從小就開始讀書,父母總會確保家裏有各種各樣的書籍。

但與此同時,父親又是一名科學家。

所以,當其他孩子都在外面參加少年棒球聯賽的時候,我7歲就在博物館裏上地質學課了。

你得知道,紐約州北部其實是一個相當鄉村化的地區。當然,那裏也有很多在施樂和柯達工作、受過良好教育的人。

但我是家裏的老大,而父母都是移民,沒有在美國養育孩子的經驗。

他們不知道美國父母通常是怎麼帶孩子的。所以,其他孩子都在打棒球,參加少年美式橄欖球比賽,而我卻坐在博物館裏,研究各種石頭。

一開始,我當然會覺得很不公平。「為什麼我不能跟其他孩子一起玩?」「為什麼我非得坐在這裏,研究什麼石英、黑曜石,還有各種各樣的礦物?」

但現在回過頭看,那其實是一段非常棒的成長經歷。

我們家確實充滿了各種與知識和科學有關的東西。家裏有顯微鏡、照片沖洗實驗室,還有很多其他科學實驗設備。

 喬迪:還有莎士比亞。

 哈斯:對,還有莎士比亞,什麼都有。(笑)

我母親喜歡讀各種各樣的書。所以,我從小實際上同時受到了科學和人文這兩方面的影響。

 喬迪:你還有弟弟,對吧?

 哈斯:我們家有3個男孩,我是老大。而且很有意思,另外兩個都有博士學位,只有我沒有。

 喬迪:所以,你反倒成了家裏那個「不太爭氣」的孩子。

 哈斯:對,我就是那個不爭氣的。(笑)

在父母眼裏,學術成就就是一切

 喬迪:那麼,你父母對孩子有什麼期望?

 哈斯:學業成績就是一切,絕對是一切。對我母親來說,如果一個人擁有哈佛、康奈爾、麻省理工或者斯坦福的博士學位,那簡直太了不起了。

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她希望我們兄弟幾個最終都能成為大學教授,在學術界工作。

我父母都擁有很高的學歷,所以他們非常重視學術成就。

即便父親後來在施樂的研究實驗室工作,當時的研究環境也非常強調基礎科學。

你想想,20世紀60年代、70年代的研究實驗室是什麼樣的?即使一項研究最終沒有轉化成商業產品,也沒有太大關係。

那還是貝爾實驗室的時代,科學家可以投入大量精力從事純粹的基礎研究。

所以,我父母其實都不是特別有商業意識的人。我覺得自己身上的商業興趣,可能更多是從祖父那裏繼承來的,算是隔了一代才重新出現。

 喬迪:那如果孩子讓父母失望了,會怎麼樣?比如在學校惹了麻煩,或者成績沒能拿到全A?

 哈斯:他們非常嚴格,真的特別嚴格。

父母會認真查看我們的每一張成績單。而且,我母親還在當地高中擔任過代課老師,認識學校系統裏的很多人。在學校裏發生什麼事情,根本瞞不過他們。

另外,我覺得大多數家庭裏的老大,通常都比弟弟妹妹更守規矩一些。我就是那種比較聽話、很少越界的孩子。

 喬迪:你的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想他們看待美國的方式,可能和我們這些出生在美國的人不太一樣。他們應該非常感激美國提供的機會,也格外珍惜這些機會。你小時候有這種感受嗎?

 哈斯:有。就像我剛纔說的,父母大概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來到美國的。不過,我記得他們好像直到2000年以後才正式成為美國公民。

但他們一直非常熱愛美國,也非常珍惜這個國家所提供的機會。

有意思的是,我自己在成長過程中,卻沒有很強的「美國人」的感覺。當然,究竟什麼纔算「美國人」,這個問題本身就很難回答。

比如我的名字。我母親曾經在法國教過很多年書,非常喜歡「Rene」這個名字,所以就給我取名叫雷內。

但你想想,那可是在紐約州北部。周圍的孩子都叫什麼?鮑勃、蘇、莎莉、蒂姆。雷內這個名字在當時真的非常少見,所以我小時候經常因為名字被其他孩子取笑。

再加上,我父母說英語時都有很重的外國口音。

 喬迪:所以,你覺得自己更像一個歐洲人?

 哈斯:噢,當然。我一直有這種感覺,覺得自己像個外國人。

有時候,我們會邀請朋友來家裏玩,但不是每個人都聽得懂我父母說話。他們的英語其實非常好,只是口音實在太重了。

所以,我從小就覺得,自己和周圍那些土生土長的美國孩子有些不一樣。

 喬迪:後來,你去了克拉克森大學(Clarkson University)學習工程學。

這可不是你母親特別看重的麻省理工、哈佛,也不是斯坦福、伯克利這些培養了很多硅谷科技領袖的名校。你有沒有因為自己缺少這些名校背景,而覺得需要比別人更努力地證明自己?

 哈斯:從來沒有,一點都沒有。

為什麼我當時選擇克拉克森?首先,我希望離家不要太遠,克拉克森距離我家大概4個小時車程。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時克拉克森提供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學位項目,而在美國東北部,開設類似項目的大學並不多。

那就是電氣與計算機工程。

在那個年代,大學通常把計算機科學和電氣工程分成兩個獨立的專業。

但克拉克森當時已經開始大力發展電氣與計算機工程這個交叉方向。這意味着,到了大學三年級和四年級,我們會學習很多深入的計算機工程課程。

這可能就是我選擇克拉克森最主要的原因。

當然,我當時也考慮過康奈爾大學和雪城大學。說實話,我不覺得自己能夠考進麻省理工學院。

不過,我真的從來沒有因為畢業於克拉克森,就覺得自己需要向別人證明什麼。我一直相信,一個人最終能夠成為什麼樣的人,取決於他自己。

大學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它能夠教會你如何學習。但你畢業於哪所大學,並不能決定你將來能不能取得出色的成就。

 喬迪:你有沒有考慮過繼續讀博士?

 哈斯:從來沒有。

 喬迪:一次都沒有?所以,你是想盡快離開學校,開始掙錢?

 哈斯:也不是。我當時真正着迷的,是現實世界裏正在發生的技術變化。

我一直覺得,如果你想了解技術究竟是怎樣進步的,最好的訓練方式,就是直接進入這個行業,親身參與其中。

如果再花2年或者3年時間去讀博士,我就會錯過科技行業這2年或者3年可能發生的變化。

所以,我父母對此並不高興。但我當時非常堅持自己的想法:不,我想馬上開始工作。

1984年選擇半導體,因為它是整個電子產業的基礎

 喬迪:後來你開始工作了。我知道你有一段時間也在施樂工作過。那你和父親在工作上有過交集嗎?

 哈斯:當然有。不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TI)。當時,德州儀器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公司。

大學期間,我在學習計算機工程的過程中,已經接觸了很多半導體技術,也逐漸了解這個行業正在開發哪些產品。所以,我很清楚自己想進入半導體行業。

而且我當時有一個判斷:如果你選擇半導體,未來幾乎可以往任何方向發展,因為它是整個電子產業的基礎。

直到今天,這一點都沒有改變。

那是1984年,現在已經是2026年了,但半導體依然是電子產業的基礎。

而當時德州儀器又是這個行業最大的公司,所以我想,在那裏工作,應該就有機會接觸到最多不同的技術和業務。

後來,我在休斯敦工作了3年。

 喬迪:從紐約州北部搬到休斯敦,那簡直像去了另一個國家。

 哈斯:確實。而且,這件事也挺能說明我當時的判斷力有多差。(笑)

我去休斯敦參加招聘面試的時候,是2月份。

我從紐約州的波茨坦出發,當時那裏的氣溫大約是華氏零度,也就是零下18攝氏度。結果到了休斯敦,發現氣溫居然有70華氏度,差不多21攝氏度,而且一點都不潮溼。

你想想,那可是2月份。

於是我回去就跟父母說:「休斯敦的天氣簡直是全美國最好的!氣溫舒服,而且一點都不潮溼。」

結果,等我6月份真正搬過去的時候,氣溫變成了96華氏度,也就是36攝氏度左右,溼度高達70%。(笑)

不過,德州儀器確實是一家非常棒的公司。

當時,我們在休斯敦有自己的晶圓廠。我在那裏工作了6個月,接觸了雙極型器件及BiCMOS相關製造工藝。

公司在新加坡還有低成本的芯片封裝組裝業務,所以我也被派去新加坡工作了3個月。通過這些經歷,我學習了芯片從製造、封裝到測試的整個過程。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產品工程,後來又轉向了設計工程。

不過,我母親尤其不喜歡我離家那麼遠。畢竟隔着2000英里,她一直希望我能回紐約州北部工作。

我後來真的回去了,在施樂找到了一份工作。其實,大學期間我就曾經在施樂參加過合作教育實習。

在那裏工作的2年半時間裏,我所在的大樓就在父親辦公樓的旁邊。

 喬迪:這太棒了。

 哈斯:所以,我們有時候會一起喫午飯。現在回頭看,能夠有那樣的機會,真的非常幸運。

但當時,我其實並不是特別喜歡和父親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因為父親在施樂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研究人員和發明家,而我走到哪裏,別人都會把我看作「他的兒子」。

我心裏一直想着:「我希望別人能夠因為我自己做出的工作,而不是因為我是誰的兒子,來認識我。」

但現在回頭看,能夠有那2年半的時間,和父親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真的非常幸運。

 喬迪:在職業生涯早期,你是一個特別有野心的人嗎?你剛纔說自己從來沒有夢想過成為CEO。那麼,你是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可能想超越純粹的工程技術工作,開始走向管理崗位的?

 哈斯:這件事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是一個讓我突然想明白自己職業方向的時刻。

就像剛纔說的,我在德州儀器工作了幾年,一直深入參與產品相關的技術工作。

後來到了施樂,我們正在開發一款多功能設備,集打印機、傳真機、掃描儀和複印機於一體。無論電子系統還是機械結構,那都是一台相當複雜的機器。

你想想,如果一台機器每分鐘要輸出10頁、20頁紙,你就必須處理好各種問題,比如確保機器不會突然着火,對吧?

所以,電子系統和機械結構之間的配合非常複雜。

當時我參與這款產品的開發,覺得很有意思。我負責ASIC,也就是專用集成電路的設計,包括內存控制器以及噴墨打印機供紙系統等相關部分。

但真正讓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可能應該換一條路的,是另一件事。

每次開全員會議,我總是那個會舉手提問的人。我會問:「我們這款產品的定價真的合理嗎?到底誰會買它?」「我覺得,這台機器相對於我們想做的事情來說,是不是太大了?」「惠普已經有一些非常好的產品了,我們準備怎麼跟它競爭?」

我記得有一次全員會議結束後,我的經理把我叫進辦公室。

他說:「雷內,你不能在會上問這種問題。」

當時負責那個團隊的是菲爾。他告訴我:「你的工作是確保ASIC按時完成流片,確保內存控制器能夠正常運行。這纔是你應該關心的事情。」

我當時大概28歲或者29歲。

聽完以後,我心裏突然冒出一個念頭:「我的天哪,我是不是一個失敗的工程師?」

因為我一直在思考的那些事情,似乎根本不是一個工程師應該關心的問題。

當時有一種很普遍的觀念,認為工程師就應該專注於怎樣把東西設計出來、製造出來,而不應該去考慮產品本身的商業問題。

今天的情況當然完全不同了。現在我們開全員會議,工程師們會提出各種各樣很有商業意識的問題。但在當時,至少在我所處的環境裏,這種情況並不常見。

所以,我記得自己當時一直在問自己:「我是不是待錯地方了?我真的適合繼續走純粹的工程技術路線嗎?」

就在那個時候,一位外部獵頭聯繫了我,問我願不願意去日本電氣半導體公司(NEC Semiconductor),擔任現場應用工程師(Field Application Engineer,FAE)。

對我來說,這份工作幾乎把我想要的東西都結合到了一起。

還記得我剛纔講德州儀器時的那個邏輯嗎?

這時候已經是1989年了,NEC超過了德州儀器,成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公司。

喬迪,我相信你一定還記得那個年代。

 喬迪:當然。

 哈斯:當時,日本半導體公司幾乎把美國同行打得毫無還手之力。

NEC又是一家高度垂直整合的公司,業務非常廣泛,從無線電、個人電腦、工作站到消費電子,幾乎什麼都有。相應地,它的半導體產品線也非常豐富,包括微處理器、微控制器、ASIC等。

所以我當時想,如果去NEC做現場應用工程師,就能夠繼續保持技術背景,因為我需要向客戶解釋產品是怎麼工作的,以及他們能不能在自己的系統中使用這些產品。與此同時,我又可以接觸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客戶。這不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嗎?

我覺得,正是這次職業轉變,讓我真正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方向。

回到你剛纔問的野心。

我的目標從來不是一定要成為FAE團隊的經理,或者一定要升到高級總監。我一直關心的是,怎樣才能學到更多東西?還有什麼事情能滿足我的好奇心?什麼樣的經歷,能讓我更深入地理解世界和技術正在往什麼方向發展?

這也是我經常給年輕人的職業建議。

如果你有很強的好奇心,工作足夠努力,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和價值觀,而且真正關心身邊的人,那麼,你將來得到的機會,可能會多得超乎自己的想象。

至少,我自己的經歷就是這樣。這些年來,確實有很多不同的機會主動找上了我。

從籃球中學到,怎樣才能讓整個團隊變得更好

 喬迪:顯然,成為一名優秀的領導者,需要好奇心,也需要真正理解公司的業務。但要帶領一個團隊,還需要一些其他特質。你覺得自己有哪些特點,讓你能夠成為一個好的領導者?我指的不只是管理業務,更是領導一群人。

 哈斯:我在高中和大學時期,一直非常喜歡打籃球。

 喬迪:所以,在小時候上了那麼多地質課之後,你終於有機會參加體育運動了?

 哈斯:對,終於可以了。(笑)

上大學以後,父母知道我已經可以自己決定參加哪些課外活動了。而籃球一直是我最喜歡的運動。

如果你個子高,打籃球多少有點優勢,至少更容易被選進球隊。所以,從初中、高中開始,隨着個子越長越高,籃球就逐漸成了我最主要的運動。

我覺得籃球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團隊運動。體育和商業有很多相通之處,尤其是在領導力方面。

籃球不是把5個最好的球員放在一起就能贏。真正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角色,發揮自己的作用,最終讓整個團隊的表現超過每個人能力的簡單相加。

我確實認為,打籃球的經歷對我後來成為一名領導者有很大幫助。

大學期間,我們有一支校內籃球隊,連續3年獲得學校冠軍。

第一年的時候,我可能是球隊裏最好的球員。到了第三年,我大概已經是第6好的球員了,但我是隊長。

而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最優秀的球員招進球隊。如果招來了更好的球員,意味着我自己的上場時間會減少,那也完全沒有關係。

現在回想起來,這可能是我很早就接受的一次領導力訓練。

你不需要成為團隊裏最聰明、最優秀的人。恰恰相反,你應該希望身邊有比你更聰明、更出色的人,他們能夠做到你做不到的事情,用你不會的方法解決問題。這樣,整個團隊才能變得更強。

我覺得,這些經歷對我後來做管理工作幫助很大。

實際上,我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擔任經理了。在NEC半導體公司,我30歲就成了現場應用工程師團隊的負責人,而團隊裏的每一個人都比我年長。

但我想,自己當時多少還是帶着一種謙遜的心態去做這件事的。當然,一個人如果總說自己很謙遜,可能恰恰說明他不那麼謙遜。(笑)

不過,我當時確實沒有覺得,既然我是經理,所有事情就應該由我來發號施令。

我更多是回到從籃球中學到的東西:怎樣才能讓整個團隊變得更好?

我的工作,是幫助團隊裏的每個人變得更優秀,同時也讓NEC變得更優秀,而不是讓所有人都聽我的指揮。

這種心態對我後來學習如何領導團隊,幫助非常大。

從初創公司學到,頭銜、流程都不重要

 喬迪:後來,你離開了這些大公司,去了兩家初創公司,也就是剛纔提到的Tensilica和Scintera。你在那裏學到了什麼?有哪些經驗一直影響着你,甚至被你帶到了今天的Arm?

 哈斯:我在這兩家公司學到的東西,其實非常相似。

我加入Tensilica的時候,公司大概只有13到14個人。Scintera當時也只有21個人左右。後來,Tensilica發展到了150人左右,Scintera可能也有100人。

但你想想,當一家公司只有15個人的時候,辦公室政治、職位頭銜,或者「這不是我的職責,你應該去找別人」,這些東西根本沒有意義。

同樣,流程是不是完善,也遠沒有結果重要。

因為一家初創公司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辦法活下去。

過去,創業公司有時候會把孖展當成一種榮譽。比如,風險投資人給了我們多少錢,我們又完成了多大規模的孖展,等等。

但這些錢意味着什麼?說到底,你將來總得給投資人一個交代。

所以,你必須非常節儉地使用別人的錢,而且要清楚自己為什麼花每一筆錢、為什麼做每一件事。

如果一家初創公司裏,有人特別在乎自己的地位和頭銜,或者凡事都要講究複雜的流程,那這家公司很快就會出問題,甚至活不下去。

這些經歷讓我特別有共鳴,因為那些東西恰恰也是我在大公司裏最討厭的。而在小公司工作,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自由感,因為根本沒有這些束縛。

從某種意義上說,那可能是我職業生涯中最快樂的幾段工作經歷。

當然,壓力也非常大。因為你真的不知道,公司到了年底會不會就沒錢了,然後所有人又得去找下一份工作。

 喬迪:但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能真正產生影響。

 哈斯:沒錯。每一件事都有影響。這讓你真正意識到,行動是有分量的。你當然可以犯錯,但最終必須拿出結果。

至於那些形式上的東西,比如有人站起來說:「這是我本季度的目標,我有17件事情要完成。」然後等季度結束,再逐項檢查、打分。

在初創公司裏,這些根本不重要。

你必須想辦法把事情做成,拿出結果,而且行動要快。

 喬迪  我想這些經歷後來一定也幫助了你在英偉達的工作。雖然你加入時,英偉達已經不是初創公司,但它的運作方式在某些方面可能仍然非常像一家初創公司。是這樣嗎?

 哈斯:完全正確。這也是我當時特別認同英偉達的地方。

其實,在加入之前,我隱約就有這種感覺。但真正進去以後,看到黃仁勳是怎麼經營公司的,我心裏就想:「好吧,這其實就是一家初創公司。」

當時英偉達已經有5000名員工,年收入達到40億美元。當然,以今天的規模來看,黃仁勳可能兩天就能做出這麼多收入了。(笑)

但那時候,英偉達的運作方式真的非常像一家初創公司。

黃仁勳經常會說:「我們距離倒閉只有30天。」

當然,公司實際上並沒有真的處於30天后就要倒閉的境地,但他始終帶着這種危機感來經營公司,整個公司的文化也是如此。

而且,這種文化有很強的自我篩選機制。

如果你覺得自己無法在這樣的環境裏發揮出色,或者你不認同這種工作方式,不認為它符合自己對職業生涯的期待,那你自然就會離開。

但很明顯,英偉達的員工流失率一直非常低,說明很多人非常認同這種文化。

我有時候會覺得,從1998年加入Tensilica,到2013年進入Arm,我其實連續過了15年的初創公司生活。

從黃仁勳身上學到的特別重要的事情

 喬迪:據我所知,英偉達的CFO現在仍然按照這種方式管理公司。比如,一筆可能只有1萬美元的開支,你也需要解釋清楚為什麼要花這筆錢。這真的很不可思議。也就是說,英偉達直到今天,仍然延續着黃仁勳的那套管理方式。

那麼,你究竟從黃仁勳身上學到了什麼,又把哪些東西帶到了Arm?

 哈斯:太多了。其中有一件事特別重要。

我在英偉達擔任過一個業務部門的總經理。當時英偉達的組織結構很有意思。

黃仁勳對我們這些總經理的要求是:「你就是這項業務的CEO。所有收入由你負責,產品由你負責。如果業務出了問題,或者沒有盈利,我就會追究你的責任。」

我離開英偉達的時候,負責的業務大概佔公司總收入的25%,但直接向我彙報的人可能只有5個。

你想想,在很多公司裏,如果你是業務部門的總經理,通常會有工程、產品開發、產品營銷等團隊直接向你彙報。

但當時英偉達採取的是一種高度矩陣式的管理結構。

黃仁勳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理念:你必須依靠影響力來領導,而不是依靠組織架構圖賦予你的權力。

你可能也知道,現在想在英偉達找到一張正式的組織架構圖,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當年其實也是如此,我們根本沒有那種東西。

所以,我從黃仁勳身上學到的一個重要道理,就是領導力來自影響力,而不是組織架構中的彙報關係。

真正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清楚地告訴大家,這項業務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然後推動不同團隊的人做出對公司最有利的決定。

這一點,我當時就非常認同。

如果你看我今天在Arm的管理方式,也能看到這種影響。

你要讓我非常詳細地解釋,在各位高管下面,每個團隊具體是怎麼組織的,我可能都說不清楚。因為我們會根據需要,迅速調整人員和團隊安排。

這也是我當年在英偉達看到的管理方式。

還有另一件事,讓我印象特別深。那就是,你必須對自己負責的業務瞭如指掌。無論是戰略、數字,還是產品、競爭對手,以及所有重要的業務細節,你都必須心裏有數。

這一點,我也是很快就從黃仁勳身上學到的。

我給你講個故事。

那是我剛加入英偉達不久的時候。有一天,黃仁勳跟我說:「我想和你做一次業務回顧。」

我說:「沒問題。我帶上幾個產品營銷團隊的人,再帶上業務分析師。他有筆記本電腦,我們也準備好了所有電子表格和數據。」

總之,我準備帶着一群人去開會。

我不知道他現在是什麼樣,但在當時,黃仁勳其實沒有一間傳統意義上的辦公室。他辦公的地方就是一張桌子,加上一塊白板。

我記得那天下午大概3點半,可能是星期四,也可能是星期五。

我們一行人到了以後,黃仁勳抬頭看了一眼,問我:「這些人來這裏幹什麼?」我說:「不是你要做業務回顧嗎?我就把他們一起帶來了。」他說:「不,我不需要他們。我只要你一個人。」

好吧,這下我突然覺得自己完全沒有了依靠。

產品營銷團隊的人走了,業務分析師也走了。我想當時自己應該還帶着筆記本電腦,但電腦是合着的。

然後黃仁勳說:「好了,你到白板前面去,給我講講你的業務。」

 喬迪:哇。

 哈斯:你想想,這幾乎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問題。

公司的數字、產品、競爭對手,究竟應該從哪裏開始講?

你的業務目前處於什麼位置?面臨哪些威脅?你的戰略是什麼?競爭對手又在做什麼?

所有這些問題,你都得自己回答。

當然,我第一次的表現簡直是一場災難。(笑)

我記得當時腦子裏一直在想:「天哪,那個數字到底是多少?利潤率是28%,還是30%?」

但也正是那次經歷,讓我真正明白黃仁勳想教我什麼。

如果你負責經營一項業務,那你就必須對所有關鍵事實爛熟於心。你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這些數字和信息就應該已經裝在腦子裏。

到我後來離開英偉達的時候,已經能夠把這些事情做得相當好了。

而且,這也是我後來一直堅持的管理方式。

今天在Arm,我們也會做業務回顧。有些人會問我:「我需要提前準備什麼?要準備哪些材料?」

我就告訴他們:「把你的腦子帶來就行了。」

因為你應該知道我可能會問什麼問題,也應該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即便不能立刻回答,也應該能夠很快找到答案。

當一家公司的管理者都能這樣工作時,整個公司的運轉速度就會快得多。

其實,我從黃仁勳那裏學到了很多類似的東西。而這些經驗背後,有一條共同的主線,就是速度。

我以前特別喜歡初創公司的一點,就是它們做事很快。

一家只有20個人的公司,哪有那麼多時間坐在那裏,反覆討論一件明明需要趕快解決的事情?

但當公司有了5000個人、1萬個人,就會出現各種管理層級、不同的組織關係。

黃仁勳還教會了我另一件事情。

如果他想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會直接打電話給向我彙報的人,甚至直接聯繫團隊裏更基層的員工。

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有點不自在,甚至緊張。你會想:「天哪,這個問題怎麼沒先經過我?」

於是,你就可能要求所有問題先交給自己檢查一遍,確認之後再往上報。接着,又會有其他人檢查、過濾,信息在一層層傳遞過程中被稀釋,時間也浪費掉了。

後來我自己開始帶領團隊,無論是負責Arm的知識產權業務,還是現在擔任CEO,我也會採用這種方式。

如果我需要直接聯繫組織架構下面兩級的人,才能得到一個答案,那我就會直接打電話過去。

大家也都知道我會這麼做。但他們明白,我並不是想繞過某個業務總經理或者副總裁。

喬迪:不是為了質疑他們的判斷。

 哈斯:對,完全不是。我們只是想盡快了解事實。誰真正知道答案,我們就直接去問誰。越快得到答案越好。

 喬迪:我特別喜歡這一點。

和黃仁勳的性格不同,但工作方式其實非常相似

 喬迪:那麼,有沒有一些東西,是你有意識地沒有照搬黃仁勳的?或者說,「照搬」這個詞可能不太準確。我想問的是,有哪些方面,你並沒有試圖完全模仿他?

 哈斯:我們畢竟是兩個不同的人。

黃仁勳有很多做法讓我非常認同,比如他的領導方式、對思想誠實的重視,以及對速度的追求。

但從個人性格和行事方式來說,我們確實很不一樣。

我可能更傾向於讓會議室裏的每個人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黃仁勳從個性上來說,可能更容易主導整個會議。

不過,有意思的是,我覺得我們的工作方式,實際上可能比外界想象的相似得多。這可能也是我們能夠合作得那麼好的原因。

你知道,2020年英偉達試圖收購Arm,交易大概是在當年9月宣佈的。

現在回想那段過程,我和黃仁勳之間的溝通速度非常快。

我們經常發短信討論問題:「你覺得這個怎麼樣?」「那另一個問題呢?」就這樣不斷來回溝通。

 喬迪:因為你已經非常了解他了。

 哈斯:對,非常了解。我覺得,我們兩個人在處理問題的方式上非常合拍。

 喬迪:我有一個關於黃仁勳的問題,也想讓你結合自己的經歷談談。有時候,我們很難分清,一個人究竟是有堅定的信念,還是僅僅因為自負而不肯改變想法。

顯然,黃仁勳很早就對人工智能抱有極其堅定的信念。當時很多人並不認同,但他始終相信AI的未來,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所以,那不是自負,而是真正的信念。幸好,他一直堅持走了下去。

但一個CEO往往必須對自己的方向有非常強的信心,甚至100%相信自己的判斷。問題是,你什麼時候纔會意識到,自己可能錯了?

你有沒有見過黃仁勳改變主意的例子?比如,有人說服了他,讓他意識到原來的判斷並不正確?

還有你自己呢?別人能不能告訴你,你錯了?

 哈斯 我覺得黃仁勳有一項能力特別強,而且我也希望自己在這方面做得不錯。

那就是,你可以對一個方向抱有完全堅定的信念,充滿熱情地往前走,但當情況需要改變的時候,也能夠非常迅速地轉向。

而且,你不會因為之前已經投入了太多資源,就覺得自己不能改變方向。

不會想着:「我們已經在這件事情上花了這麼多錢,投入了這麼多精力。如果現在改變方向,豈不是顯得我之前犯了錯誤,很沒面子?」

黃仁勳不會被這些東西束縛。

我記得在英偉達的時候,有過這樣一件事。

當時,我們正在開發基於x86架構的Core Logic芯片組,主要面向筆記本電腦市場。而英偉達與英特爾之間,正圍繞我們能否繼續推進這條產品路線,發生一場相當激烈的爭端。

那時候,移動計算革命啱啱開始興起。

我記得有一次業務回顧會議,各個團隊做了一系列報告,討論智能手機未來的發展方向、增長機會在哪裏,以及低功耗為什麼會變得極其重要。

有意思的是,我們當時討論的技術方向,恰恰與Arm有關。

就在那場會議上,黃仁勳突然做出了決定:「我們不繼續做這套芯片組業務了。我們要改變方向,把資源加倍投入Tegra業務。」

這就是Tegra業務當時的發展方向。

我記得,當時大家其實都很支持這個決定,因為所有人都覺得,這是正確的方向。

但與此同時,這個決定對黃仁勳本人來說,並不容易。因為此前,他一直是最積極支持原有芯片組業務發展方向的人之一。

我自己也做過很多類似的決定。

比如,最近幾年,我們開始推進自主芯片開發,也做過一些不同的測試芯片項目,其中不少後來都被我叫停了。

這些項目本身都不小,很多工程師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而且我還曾經在很多工程師面前公開談論過它們。其中一些項目涉及I/O,也就是輸入輸出接口等方面的測試芯片。

不過,具體技術細節並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當時我已經很清楚地看到,另一個機會比這些項目大得多,而且那個機會會來得更快。

如果我們繼續把資源投入原來的項目,就可能錯過更大的機會。

所以,我當時非常堅定地認為,叫停那些項目是正確的決定。

你知道,外界經常會講很多關於堅持的道理。比如,要堅持自己的方向,不能輕易放棄,要一直努力下去。

但這個問題其實沒有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

這就是CEO每天都必須面對的事情。

 喬迪:我很欣賞這一點。我覺得,能夠坦然說一句「哎呀,我們之前搞錯了,現在得換個方向」,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能力。

 哈斯:而且你知道嗎,直到今天,我團隊裏還是會有人跟我說:「天哪,如果當初那個項目繼續做下去,說不定也會很有意思。」

這裏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當你決定改變方向時,必須讓整艘船上的人都跟着你一起轉向。

因為最容易拖慢一家公司或者一個項目的,往往是那些沒有真正跟上來的人。

他們心裏可能會想:「我其實不太認同這個決定,所以還是要私下保留一個小團隊,繼續做原來的項目。」

但你必須明確告訴所有人:「這次我們不再冒險強攻了,我們決定放棄這次進攻。」

而且,每個人都必須真正接受這個決定,認同這是正確的做法。

不同文化間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有不同的做事方式

 喬迪:你的職業生涯中,有一點讓我特別欣賞。聽完你剛纔講的成長經歷,我現在多少能理解其中的原因了。那就是,你似乎能夠很自然地適應不同的文化環境,不僅能夠在那裏工作,還能真正融入其中。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交流的時候,就因為對中國的看法,以及各自在中國的經歷,找到了很多共同話題。

這些年來,你和美國、英國、日本、中國的企業及組織都有過深入接觸。所以,我很想聽聽你怎麼看待這些不同的文化。它們各自有哪些值得學習的地方?又有哪些商業習慣是需要注意,甚至應該避免的?

 哈斯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因為從小就生活在一個文化背景相當多元的家庭裏。

父母都不是在美國出生的,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宗教背景。你剛纔猜測,我們家來往的客人可能非常多元化,確實如此。

我們家經常有葡萄牙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奧地利人和英國人來做客。

而且,小時候我們還經常旅行。父親是一名科研人員,需要去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或者倫敦參加學術會議、發表論文,他經常會把我們這些孩子一起帶上。

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去世界上很多地方看看。

我想,這些經歷讓我很早就明白,世界各地的人有很多不同之處,而一個人的觀點、思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成長環境塑造的。

尤其是在我小時候,世界遠沒有今天這樣互聯互通。

現在有互聯網、社交媒體,你打開Instagram或者TikTok,就能了解中國、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正在發生什麼。

但在那個年代,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一個地方,就必須親自去那裏。

而當你真的到了那裏,就會慢慢意識到,很多事情並沒有絕對正確或者錯誤的方式,只是人們習慣的做法不同而已。

你看看歷史就知道了。

不同的族群已經共同生活了幾百年、幾千年。韓國人和日本人之間有摩擦,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有衝突,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之間也存在各種分歧。

某種程度上,這就是人的天性。當不同的群體生活得很近,卻又有不同的信念和習慣時,就難免產生摩擦。

世界一直都是這樣運作的。我能夠理解,也能夠接受這一點。

所以,在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時,我會特別注意這些差異。

Arm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是一家英國公司,但管理團隊中有很多美國人。美國人和英國人說的是同一種語言,可實際上,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很不一樣,尤其是表達意見、處理分歧的方式。

我自己也曾經在英國生活過很多年。

當我們把美國和英國的團隊放在一起開會時,你經常會看到這樣的情況。美國人會說:「來吧,我們把問題攤開,大家在會議室裏好好爭論一番,把事情討論清楚。」但英國人可能會覺得:「我不太願意在這麼多人面前公開討論這些分歧。」

所以,你必須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

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每個人從小接受的教育、成長環境不同,對什麼樣的交流方式感到舒服,也就不同。

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地區和日本,也都存在類似的文化差異。

我一直很喜歡從歷史的角度理解這些現象。

比如英國和日本,它們都是島國,歷史和社會環境塑造了各自獨特的文化。但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和英國人在某些方面又非常相似。他們都比較習慣把真實想法藏在心裏。在真正非常了解一個人之前,他們可能不會直接告訴你自己的真實感受。

日本人非常有禮貌,也非常熱情。但如果你沒有提前打招呼,突然跑到一個日本朋友家裏,他可能會非常驚訝:「我的天哪,你怎麼知道我住在哪裏?而且居然就這樣直接跑到我家來了?」

所以,我覺得理解並尊重這些文化差異非常重要。

而我很幸運,從小就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文化,也逐漸學會了欣賞這些差異。

為什麼被孫正義選中,因為大家對未來可能性的理解非常接近

 喬迪:後來,你被選中擔任Arm的CEO。

當時,英偉達收購Arm的交易突然告吹,緊接着公司就宣佈由你出任CEO。顯然,這不可能完全沒有準備。在那之前,應該已經有過一些關於接班的考慮和安排。

所以我很好奇,孫正義究竟在你身上看到了什麼,讓他認為你是領導Arm最合適的人選?

 哈斯:首先,孫正義早就認識我。

我們經常在董事會會議上交流,而我會向董事會介紹Arm核心業務的發展戰略。在這些討論中,我們一直非常合拍。

而且,我發現,我們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處。

不過,我想先把話題往前拉一點。

孫正義是軟銀的創始人,已經領導這家公司40多年了。如果你仔細看我的職業經歷,可能會發現一個規律:我通常和什麼樣的人最合得來?

創始人兼CEO。

孫正義也是這樣的人。

在我正式接任Arm CEO之前,我們就已經建立了很好的關係。

到了正式任命前的那幾個星期,我們開始深入討論Arm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及這家公司有一天究竟能夠做到什麼。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越來越合拍。很明顯,我們對未來的看法,以及對一家企業可能達到的高度,有着非常相似的理解。

當然,孫正義和黃仁勳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與黃仁勳相比,孫正義更像是一位投資者,而不是直接管理業務運營的經營者。

但如果說到提前看到別人還沒有發現的機會、敢於承擔巨大的風險,以及迅速採取行動,他們兩個人又非常相似。

 喬迪:我總覺得,孫正義好像生活在一個和我們普通人完全不同的世界裏。

 哈斯:完全正確。(笑)

他有點像科技世界裏的威利·旺卡(Willy Wonka,《查理和巧克力工廠》中的人物,一位充滿奇思妙想、不斷創造神奇事物的巧克力工廠主人)

我非常欣賞孫正義身上的這種特點。所以,我們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關係。

回過頭看,從開始討論到最終決定由我接任CEO,整個過程其實相當快。

當時,我還明確告訴過他一件事:「Arm作為一家獨立公司,沒有什麼事情是我們在英偉達內部能夠做到、現在卻做不到的。」

當然,有些事情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也可能需要採取不同的戰略。

但英偉達收購失敗,並不意味着Arm就沒有未來了。我們擁有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技術平台,市場覆蓋範圍極其廣泛,而且所處的是一個正在湧現巨大機會的核心技術領域。

當時,人工智能也啱啱開始進入大規模發展的階段。

所以,我覺得是很多不同的因素匯聚在一起,最終促成了這個決定。

Arm開始自己造芯片,並不意味着要放棄IP授權

 喬迪:我必須追問一個問題。在你和孫正義最初的那些討論中,甚至是在正式宣佈你成為CEO之前,你們有沒有談過Arm未來開發自己產品的可能性?

 哈斯:當然談過。

 喬迪:所以,這也是他最終選擇你的原因之一?

 哈斯:是的。我們確實討論過,Arm有沒有可能自己開發芯片產品。不過,當時更多還是探索性的討論。

我們研究了這種可能性,我告訴他:「是的,我認為我們有能力做這件事。」

但這從來不意味着Arm應該放棄知識產權授權業務,轉而只做自己的產品。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因為我一直非常堅定地認為,兩種業務都是需要的。

不過,當時確實有一些市場的需求沒有得到充分滿足。這些市場希望使用Arm的技術,而我認為,如果Arm能夠直接提供產品,就有機會為這些客戶創造新的價值。

孫正義也認同這種可能性。

 喬迪:我想稍微補充一點背景。過去,Arm一直是整個半導體行業的知識產權和計算架構供應商。

也就是說,你們向很多彼此競爭的公司提供技術。這些公司雖然在市場上激烈競爭,但它們使用的可能都是Arm的處理器核心。

可是,Arm自己過去從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芯片產品線。你們提供的是知識產權,而不是自己的芯片產品。

所以,決定開發自己的產品,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

它實際上正在改變一家已經存在35年的公司的商業模式,甚至可能改變整個產業生態中Arm的角色。這顯然是一場很大的冒險。

那麼,你為什麼能夠接受這樣的風險?

 哈斯:我覺得,我們前面整個對話,其實一直在為這個問題做鋪墊。

如果你不願意適應變化,不願意跨越那些過去被認為絕對不能跨越的邊界,那麼,歷史就會替你寫好結局。

你將無法親自書寫自己的歷史。

如果你想自己決定公司的未來,就必須願意打破舊有的框架和邊界。因為未來不會只是過去的延續。

你想想,如果10年前我們討論英偉達,有人告訴你:「有一天,英偉達會製造規模如此龐大的計算系統,甚至會向客戶提供孖展,幫助他們購買自己的產品,從而維持整個高度資本密集型的投資循環。」

你一定會覺得不可思議。你可能會說:「什麼?英偉達不就是一家做遊戲顯卡的公司嗎?這怎麼可能?」

所以,我一直認為,一家公司絕對不能被「我們過去一直都是這麼做的」這句話束縛住。

也許,這和我早年在施樂的經歷有關。因為我親眼看到施樂後來走到了什麼境地。

我是在紐約州北部長大的。當時,我家鄉最大的兩家公司就是施樂和柯達。

柯達長期守着膠捲和相紙業務不放。但實際上,它早就擁有開發數碼相機的技術,也掌握了很多數字化方面的能力。

可它始終無法放下自己最核心的傳統業務。

施樂也是一樣。20世紀70年代,施樂已經擁有大量與信息技術有關的創新。它有工作站技術,有圖形用戶界面(GUI),甚至已經擁有了後來成為Mac操作系統重要基礎的那些技術。

直到史蒂夫·喬布斯看到這些技術,意識到:「這正是我要做的東西。」

所以,這個世界上有太多這樣的例子,而且其中一些是我親身經歷過的。

如果一家公司只是不斷重複過去一直在做的事情,那麼,它最終就會走向某個可以預見的結局。

而那個結局,未必是你真正想要的。

所以,喬迪,當有人看着Arm說:「你們過去是一家知識產權供應商,現在居然開始自己做芯片了?」

我知道,從整個產業生態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可能顯得有些不尋常。

但我看待這個問題的方式要寬泛得多。

我們真正要做的,是提供優秀的產品,解決這個世界面臨的技術問題。至於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並不一定永遠都是知識產權授權。

誰知道呢?也許再過10年或者15年,整個行業都不再需要今天這種IP授權商業模式了。

 喬迪:不過,如果是在另外一個歷史時期,你可能就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我的意思是,正因為人工智能出現了,帶來了這麼大的機會,你纔會決定進入自主芯片產品領域。

你同意嗎?

 哈斯:人工智能確實創造了極其巨大的計算需求。

你想想,人工智能從本質上說是什麼?它其實就是很多「大腦」。

還記得我前面怎麼介紹Arm的嗎?我們做的就是「大腦」,為各種電子設備提供大腦。

而AI是什麼?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最終也是一個大腦。

那麼,大腦需要什麼?需要大量的計算能力,而且是遠遠超過我們過去所見過的計算能力。

所以,AI確實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讓我們能夠進入一些很有意思的領域,解決新的技術問題。

但我認為,CPU和通用計算能夠為AI解決的問題,遠遠不止數據中心裏的那些問題。

數據中心有點像一座生產Token的工廠。

但最終,計算能力會逐漸進入各種更小、更快、更便宜、也更高效的設備。未來,計算可能以一種環境計算的形式,存在於我們現在坐着的這個房間裏。

它也可能被集成到你的衣服裏,或者就在我們面前的這些麥克風中。

機會幾乎是無限的。

所以,人工智能確實打開了一個窗口,讓我們有機會實現令人難以置信的創新。

如果我們的合作伙伴基於Arm技術實現這些創新,那非常好。

如果是Arm自己基於這些技術實現創新,我覺得同樣很好。

真正重要的,是解決那些極其複雜的技術問題。而AI恰恰創造了大量這樣的機會。

AI的監管,首先是模型企業自己需要解決的問題

 喬迪:最近這段時間,關於人工智能是否應該放慢發展速度的討論又開始出現了。我想問,即使放慢AI發展速度是一個明智的選擇,我們真的有可能做到嗎?

 哈斯  我不認為這是明智的做法,但我認為是有可能做到的。

 喬迪:哦,這很有意思。

 哈斯: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解釋這件事。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種相當前所未有的情況。

一些處於技術開發最前沿的企業負責人,實際上正在公開告訴大家:「我們的產品質量和可靠性還不夠好。」「我們推出產品的速度太快了,快到自己已經無法充分掌握它們的質量和可靠性。」

可是,你想想,如果在另一個行業,有公司這樣說,大家會怎麼反應?

你不會第一時間要求政府來替這家公司約束它自己的行為,對吧?你可能會直接告訴它:「先把你自己的產品問題解決好!」

你知道自己的產品是怎麼設計的,也知道它們是怎麼工作的,那麼你就應該有能力為自己的產品建立充分的質量和可靠性檢查機制。

我們在Arm就是這麼做的。

打個比方。假設有一天,我跑過來跟你說:「喬迪,我們現在推出IP產品的速度實在太快了,快到這些技術可能會把ASML的光刻機燒壞,甚至讓EUV極紫外光刻設備過熱,引發火災。但沒辦法,我們必須繼續把這些IP產品推向市場。」

你一定會覺得莫名其妙。

然後,如果我接着說:「所以,我們必須對整個IP行業加強監管,否則這些光刻設備可能會發生嚴重事故。」你一定會看着我說:「什麼?」

這不是很奇怪嗎?而現在的AI行業,某種程度上正在發生類似的事情。

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確實前所未有。

而那些開發AI的公司,毫無疑問都是非常優秀的公司,擁有非常傑出的研究人員。

但它們現在以驚人的速度推進技術,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告訴外界:「我們自己已經沒辦法管好自己了。」

 喬迪:這確實讓人很震驚。

 哈斯:所以,我身體裏那個工程師的一面,看到這種情況時就會想:這其實是一個產品質量和可靠性問題。

你沒有投入足夠的工程資源,也沒有建立充分的質量和可靠性檢查機制,就把一些不夠安全的產品推向了市場。

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先把自己的開發速度降下來?為什麼一定要說,整個行業都應該慢下來?

這是我覺得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當然,我知道人工智能是一項非常複雜的技術。

開發能夠自主學習的模型,涉及極其複雜的軟件系統。而且,這些公司的研究人員也會告訴你,有時候模型學習和做出決定的方式,連他們自己都無法完全理解。

但即便如此,責任仍然應該由開發產品的公司來承擔,它們必須想辦法理解和控制這些問題。

所以,最近圍繞AI安全發生的各種討論,我確實覺得有些奇怪。

也許是因為我年紀比較大,屬於比較老派的工程師。

比如,我看到Anthropic有一位年輕員工,可能才25歲左右,在那裏只工作了6個月,就出來表達對AI安全的擔憂。

這讓我想到,假如一個工程師剛加入Arm6個月,就突然跑出來說:「我們現在發布的IP產品看起來有很大的問題,將來可能發生非常可怕的事情。」

某種意義上,這其實是在公開指出,你啱啱工作過的那家公司,內部沒有建立足夠完善的檢查和制衡機制。

所以,我確實認為,前沿大模型開發企業需要自己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如果你想從全球層面解決這個問題,該怎麼做?你必須讓全世界所有開發前沿大模型的公司,都在安全性、質量和可靠性方面達成一致。

而我認為,這些事情本來就是企業自己應該做的。

優秀的公司,本來就應該這樣經營。

 喬迪  如果我們暫時不談你作為Arm CEO的身份呢?假設你只是一個父親、祖父、兄弟、兒子。從這些身份出發,當你看到人工智能正在發展出來的各種能力時,會不會擔心人類的未來?

 哈斯:不會。我是一個技術樂觀主義者。

總體來說,技術為人類創造了大量好處。當然,在一項技術啱啱出現的時候,如果還沒有建立相應的安全保護措施,也可能帶來很多問題。

比如汽車。汽車啱啱出現的時候,根本沒有駕照這種東西,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交通規則。紅綠燈、停車標誌,這些都是後來才逐漸出現的。

而且,早期汽車造成了大量交通事故。

所以,我覺得可以用汽車來類比今天的人工智能。

假設我們是在1895年或者1905年進行這場對話,當時機動車啱啱開始取代馬車。

有人可能會說:「天哪,這東西會把我們所有人都害死!人居然可以坐在汽車裏,以過去5倍的速度行駛!」

但這並不意味着汽車不應該發展。

我並不擔心AI最終會毀滅人類。不過我確實認為,我們應該更好地解決前面談到的那些問題。

開發技術解決方案的科技公司,必須自己承擔起建立安全邊界和保護措施的責任。

這是它們應該做的事情。

關於父親,關於家人和自己

 喬迪:我們前面聊了很多關於你父親的事情。現在回過頭看,有沒有什麼問題,是你很希望當年問過他,卻一直沒有問出口的?

你剛纔提到,直到今天,你還會通過家裏的其他親人,逐漸了解到一些關於祖父的故事。那麼,有沒有什麼事情,是你特別希望當年能夠向父親了解的?

 哈斯:有啊。

我父親和祖父都很少談起當年離開德國時發生的事情。當然,我完全能夠理解他們為什麼不願意談。但我真的很希望,自己當年能夠更多地了解,那段經歷究竟給整個家庭帶來了什麼影響。

因為我們家確實有一些親人在集中營裏遇難,包括父親的一些堂表兄弟姐妹,以及叔伯、姑姨等親屬。可是,這些事情他們幾乎從來沒有詳細談過。

我真的很希望,自己當年能夠多問一些。那些經歷究竟給父親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又是怎樣塑造了他後來的人生?

這些都是我現在非常想知道的事情。

 喬迪:那你的父親有沒有機會看到你後來取得的成就?

 哈斯:他在2008年去世了,是在那場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之前。所以,他沒有看到後來發生的這一切。

不過,如果他知道的話,我想他一定會特別開心。

還有一件事,我覺得孫正義當時做得特別好。

幾年前,我們準備推進Arm的IPO。

當時,孫正義希望把上市日期定在星期三,也就是9月13日。我就跟他說:「9月14日原本應該是我父親的95歲生日。我們能不能改到星期四上市?」

孫正義說:「當然可以,那就星期四。」

 喬迪:哇,這太好了。

 哈斯:是的。所以,那一天對我來說,真的變得非常特別。

因為我父親在晚年的時候,每天都會坐在躺椅上看CNBC,從早上6點一直看到晚上8點。

如果他能夠親眼看到自己兒子帶領的公司上市,那會是怎樣一件事情?

他一定會高興得不得了,真的。

所以,把IPO安排在父親的生日那天,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很特別的紀念。

 喬迪  這真的很動人。

你自己現在也是一位父親,而且孩子們都已經長大了。

在他們成長的那些年裏,你還沒有成為Arm的CEO,但為了走到今天的位置,你一定在工作和職業發展上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

那麼,你覺得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父親?對於過去陪伴孩子的時間,有沒有什麼遺憾?

 哈斯  我覺得,任何一個做過我這種工作,或者為了走到我今天這個位置付出過類似努力的人,在孩子成長過程中,都難免要犧牲一些陪伴他們的時間。

我也不例外。

如果你問我,有沒有希望當年能夠多陪陪他們,多參加一些他們的活動,多陪他們度過那些特別的、錯過了就再也找不回來的時刻?

我的答案是,100%希望。

當然,如果從積極的一面來看,我還是很幸運的。我的兩個孩子都非常優秀。他們都有很好的工作,而且都非常努力。他們明白努力工作的重要性,也知道做事情不能走捷徑。

我希望,他們身上的這些品質,有一部分是從我這裏學到的。

但不是因為我整天對他們說教。因為我一直非常相信,無論是教育孩子,還是領導公司,有一件事情都特別重要:人們真正關注的,是你怎麼做,而不是你怎麼說。

你可以講很多道理,但別人最終看到的是你的實際行動。

這也是我成為CEO以後學到的一個重要道理。員工真的會非常仔細地觀察你的一舉一動。

所以,我覺得我的兩個孩子,無論在個人生活還是職業發展上,都成長為非常出色的人。而其中一部分,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從小看到了我是怎樣工作的。

當然,現在還有一個特別美好的回報,那就是孫輩們。

現在,我終於會主動找理由,去參加他們的一些活動了。比如,我孫女有一次在6月份參加了一場演出,是一場聖誕主題的匯演。

如果我能抽出時間,過去看一個半小時,我就會想辦法安排,然後趕過去。她將來可能根本不記得那天我去過。但對我來說,能夠去看她的演出,本身就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喬迪:這真好。最後一個問題。如果今天聽完這場對話,你希望大家記住關於你的什麼?或者說,你最希望大家了解,對你來說,真正重要的是什麼?

 哈斯:我想,我最希望大家聽完以後會說:「你知道嗎?這個人領導着一家如此重要的公司,一家市值達到2500億美元的公司。」

當然,希望節目播出的時候,Arm的市值還在這個水平,也許更高一點。(笑)

「但聽他說了這麼多以後,我覺得他其實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這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夠記住的。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看待自己的,這就是最重要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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