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围绕“宏观政策与全球再平衡”主题分享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全球经济因失衡而需要再平衡。自二战结束至今已逾八十年，全球人口从25亿增长至81亿，增幅超过两倍，由此引发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加剧，贫富差距扩大成为普遍现象。

这种不平衡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单一领域，还涵盖国家内部、国与国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多重失衡。在此过程中，中国迅速崛起，不幸成为众矢之的。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从90年代初的2%提升至接近18%。但不容回避的是，债务增长、区域发展不均衡、社会“躺平”现象以及出生人口大幅下降等问题同样存在。

当前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债务驱动。过去五年，中国政府债务累计增长106%，而GDP增速累计仅为35%，政府债务增速是GDP增速的约3倍。对于如何解决失衡问题，李迅雷表示赞成政府举借外债，但前提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他认为本次美联储加息的效果恐怕未必理想。过去加息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美国以消费拉动经济为主。言下之意是，当加息推高借贷成本后，民众减少开支、抑制消费，通胀便能回落。

然而，当下美国资本开支大幅增加，开始加大投资力度，尤其是扩大资本开支的AI相关企业毛利率过高，对加息不敏感。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加息的效力可能大打折扣。以下为李迅雷分享内容的精华整理。

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崛起

主持人问道：如何理解全球再平衡？李迅雷简要描述了他的观点：全球经济因失衡需要再平衡，且不仅存在失衡，还存在衰退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衰退？为什么全球动荡加剧？他认为，和平时期过长是主因。从历史看，全球经济的平衡往往通过战争实现，但自二战以来已过去81年，这是历史上极为漫长的和平阶段。长期和平导致游戏规则固化，人与人冲突加剧，贫富差距扩大成为普遍现象。

因此，他看到的不平衡是全方位的，涵盖国家内部、国与国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存在地缘政治冲突，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太快、制造业实力不断增强。这对中国而言是好事。从90年代初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仅2%，到如今接近18%，中国是二战后崛起最迅速的国家之一，因此受到打压也属正常。

但不容否认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不平衡问题，如债务增长、区域分化、社会惰性以及出生人口骤降等。此外，国与国之间的信用关系也出现紧张，西方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对美债和美元产生担忧。经济增长主要靠债务驱动，而这正是收入分化问题的核心。

中国加杠杆仍有余地 居民去杠杆刚开始

中国经济增速确实很快，但债务增长和宏观杠杆水平已超过美国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目前仍低于日本。不过，我们也要考虑经济增长的成本与代价。过去五年，中国政府债务累计增长106%，而GDP累计增速为35%，即政府债务增速是GDP增速的3倍。当然，他同意中国仍可继续增加政府债务，原因在于中国加杠杆未引发通胀，长期处于低通胀状态。

这种模式下，尽管债务增长效率相对较低，但举债空间依然较大。美国不能再大幅举债，因其通胀率过高。虽然美国宏观杠杆水平低于中国，但其主要依赖政府举债，即通过政府加杠杆替代居民加杠杆，以政府债务促进居民消费。而中国则是三大部门都在加杠杆，但从长期来看，居民部门已开始降杠杆。因此，他判断现阶段中国居民的缩表才刚刚开始，并非重新进入加杠杆周期。

在此背景下，唯有政府加杠杆才能维持经济平衡。

进入AI时代 中美合作方能应对全球挑战

另一方面，中国可能需要加强对外宣传。过去四年，中国出口增速看似较快，但实际上5年跑赢全球、5年跑输全球。尤其是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累计增长45.6%，低于全球平均的48.8%约3.2个百分点。如今进入AI时代，国际形势再度向好，股市表现强劲。欧美股市、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等，在此轮第四次科技革命中表现突出。他认为，应倡导加强全球合作，尤其是与美国的合作。因为中美之间本质上是互补关系，唯有合作才能克服全球经济失衡与衰退问题。

美联储加息效果或打折

他补充道，美联储加息的成效恐怕未必理想。过去加息之所以奏效，是因为美国是消费拉动型经济。但自去年以来，美国资本开支大幅增加，开始侧重投资，而投资于电子半导体领域的企业对价格不敏感，毛利水平极高。因此，他认为在此情形下，美联储加息的效果可能被削弱。

最后，他强调应依靠数据分析，在开出对策前，须遵循高层提出的新发展模式，即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当前面临的局面是内循环不畅，外循环相对顺畅。内循环不畅主要体现在投资下滑、消费增速放缓。究其原因，需找到根源才能对症下药。高层已提出“投资于人”的方向，他倾向于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并提倡中央财政发债推进。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财政发债前提

主持人提到需增加财政支出即增加举债，李迅雷表示赞同，但前提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他认为西方对中国的批评集中于金融开放度不足，因此债能发多少仍是问号。截至今年7月，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去年全年水平，说明需求在增加。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占全球不足2%，比例依然很低，他担忧需求不足。

从国内看，经常项目保持顺差，但资本账户持续逆差，去年逆差约8000亿美元，整体外汇仍呈净流出。货币信用与开放度密切相关，开放度越高，货币信用越强。其次是流动性，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目前全球流动性约为6%，较以往有所提升，但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及GDP占比仍不相匹配。因此，他认为此方向可以推进，但能否达到10万亿规模仍有疑问，不过这种方式值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