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接受过义务教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美国政治就是“驴象之争”：
美国是“两党制”，民主党（驴子）、共和党（大象）轮流坐庄。比如，现在的总统特朗普是共和党人，上一个总统拜登是民主党人。
但已经连续了170多年的“驴象之争”，恐怕要闯进一匹“马”：
马斯克宣布，要成立新的政党：美国党（America Party）。
世界首富，正式向美国两党制宣战。
虽然，新政党还没办完手续，也没什么宣传，但是根据民调，有14%的人表示会投票给“美国党”，能量已经不小！
很多人震惊：一个造火箭、造电动车的科技狂人，拥有4000亿美元身家的首富，为什么要蹚政治这趟浑水？
但如果你仔细梳理马斯克商业帝国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就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
马斯克从政，不是野心的膨胀，而是一种“王者的无奈”。
当生意与政策深度绑定时，政治就不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几乎地球人都知道，马斯克是特朗普这次竞选总统的大金主，对特朗普寄予厚望。
马斯克也是真金白银砸钱挺特朗普竞选，一口气掏出了近3亿美元！
成立专门的团队筹钱，陪着特朗普到处演讲，还在自家的社交平台X上（以前的推特），对着2亿多粉丝狂喊“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也投桃报李，很够意思。
在上任第一天，就签署行政令成立“政府效率部”（DOGE），授予马斯克极大的权力，支持他声势浩大地查账、裁员、整顿旧部。
特朗普无论在白宫还是在他家海湖庄园，都大大方方把马斯克拉在身边，毫不避嫌，那架势仿佛是官方认证：这是我兄弟！
可谁能想到，这俩大佬的关系，三个月不到就从“蜜月期”摔到了“分手局”，坐过山车都没这么刺激。
马斯克被多次警告不要抢总统的风头。
特朗普在4月2日对超过100个贸易伙伴发起所谓“对等关税”。马斯克在X上大骂政策幕后操盘手纳瓦罗“比一块砖头还笨”，还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白宫互骂，甚至发生肢体冲突。
至于政府效率部，不仅没得功劳，反而成了政府问题的“替罪羊”。
按照DOGE网站自己的说法，它给美国纳税人节省了1750亿美元，可结果呢？
阻碍远比想象的大，DOGE所针对的几家联邦机构同比只削减了约190亿美元的支出，仅占联邦总支出的0.5%，远低于最初设定的2万亿美元目标。
马斯克曾经不遗余力地举荐富豪朋友艾萨克曼去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局长，也泡汤了。
5月30日，马斯克与特朗普在白宫官宣“分手”。然后，马斯克一边猛烈抨击特朗普力挺的“大而美”法案，一边却眼睁睁看着它“与DOGE曾经推进的目标背道而驰”。
特朗普威胁要审查马斯克所有的政府承包合同，要砍掉订单，甚至把马斯克“驱逐出境”。
终于，马斯克干脆另起炉灶创立新党——“美国党”。
为什么马斯克一定要参与政治呢？
早年的马斯克，政治态度并不这样，大体经历了四次关键转折。
第一次转折（2003-2013）：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早期的马斯克，是一个典型的硅谷技术自由派。
2003-2004年，他向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捐赠了2000美元，像个两头不得罪的“票友”。
在2008年和2011年，他明确支持奥巴马，并向民主党捐款超过6万美元。
那时的马斯克相信政府可以推动积极的变革。奥巴马政府对清洁能源和科技创新的支持，让他感受到希望。
第二次转折（2014-2020）：困惑的中间派
从2014年开始，马斯克开始自称“温和民主党人”。
2016年，他投票支持希拉里·克林顿。2020年，他投票支持乔·拜登。
但这两次投票，更多是出于对特朗普的反感，而非对民主党的认同。
这一时期的马斯克，对政治保持着谨慎的距离。他曾公开表示：“我希望远离政治。”
可惜现实不允许他置身事外。
第三次转折（2021-2024）：深度政治参与
2021年前后，当他的大儿子瞒着他改变了性别和姓名后，他对民主党那套“觉醒文化”产生了强烈反感。
在马斯克看来，奥巴马以后民主党的政治议程越来越“左”，被觉醒主义（wokeness）绑架，民主党自身变得越来越极端，让他不情不愿地站在了政治光谱的右侧。
2021年，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Twitter，并改名为“X”。马斯克获得了强大的政治传播能力，他的推文可以影响股市，可以左右舆论，可以改变选举走向。
终于在2024年马斯克全面倒向特朗普，出人出钱出力。
在与特朗普的蜜月期里，他曾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政治与商业的平衡点。
第四次转折（2025至今）：政治领导者
随着“对等关税”和“大而美”法案的出台，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马斯克发现他刚驱走了狼，却养虎为患，便做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自己搞政治。
一个新政党在X上成立，没有政治纲领，没有代表大会，没有红旗招展，前所未有。
马斯克懂了：政治从来不相信眼泪，更不相信感情；在政治面前，再大的企业家也只是棋子。
把头埋在沙子里的事他也不是没有干过，但是你不理政治，政治就一定会理你。
要想不被人下棋，就必须自己做棋手，毕竟，马斯克已经大到美国政治社会无法忽视的地步。
中国那句俗话说得好，树大就一定会招风。
当年的极客宅男比尔·盖茨问鼎首富时，一直在政治上不活跃、不亲近、不站队，但也招架不住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司法部对微软发起反垄断诉讼，该案历时多年，一度判决要求拆分微软。
盖茨在听证会上屡遭批评后，很快意识到，只专注技术和产品无法保护公司利益。
他开始亲自出现在国会就技术、教育、公共卫生等议题作证，并让微软及其政治行动委员会大幅增加对两党候选人的捐赠。
仅在1997–1998年间，微软就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各州政党及相关组织捐赠近40万美元，比历史同期几乎翻了数倍。他还通过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建立起一个“软性政治势力”网络，大跨步拥抱“政策影响力”。
其实正是同样的道理，印证在埃隆・马斯克身上。
根据彭博社和福布斯的实时统计，他的身家在2025年中约为3630亿美元，起起伏伏将近4000亿，妥妥全球首富。
他的科技帝国横跨社交媒体、能源、太空、AI、交通、医药等领域，早已无法在华盛顿的政治风暴中独善其身。
首先，任何一项法案、一个政策、一纸总统令，都可能精准地切走他一大块蛋糕。
今年年初《华盛顿邮报》发现，过去20年间，马斯克旗下的公司通过政府合同、贷款、补贴和税收抵免等形式累计获得380亿美元政府资金支持，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在过去五年内到账的。
仅去年，联邦和地方财政就向他的公司注入63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而根据美国多家财经媒体和分析师测算，“大而美”法案终止了消费者购买电动车时7500美元的联邦税收抵免政策，可能导致马斯克名下特斯拉年利润减少约12亿美元。
该法案同时废除了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CAFE）罚款机制，传统车企（如通用、福特）大概率就没了购买碳排放积分的动力。
而特斯拉2024年通过出售积分获利27.6亿美元（占净利润39%），这部分钱可能就没了。
而更进一步说，以SpaceX为代表的硬核科技业务，高度依赖政府合同，并且也只有政府会出钱买这些服务。
SpaceX成立于2002年，几乎就是在NASA和五角大楼的支持下养大的。
这些机构资助了火箭开发，甚至在首次成功发射之前，NASA就在2006年授予SpaceX一份价值2.78亿美元的合同。
据彭博社报道，从2000年以来，手握商业航天和“星链”两大王牌项目的SpaceX，已从美国国防部和NASA获得了超过220亿美元的非机密合同。其中仅在2024年，SpaceX收入中至少有25%来自价值34亿美元的联邦合同。
但随着白宫施政越来越魔幻，马斯克不得不卷入各种利益的考验之中。
马斯克与监管其公司的机构有着长期且充满争议的关系。他曾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为“混蛋”，SpaceX还起诉过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在该机构指控其公司不当对待和非法解雇部分员工后，称其行为“违宪”。
2023年7月，SpaceX成功发射一颗史上最大的卫星，并送入地球同步轨道，然而航空管理局却提出一笔28万美元的罚款，指控加注燃料的新设施还没通过安全检查。
面对马斯克的暴怒，在拜登政府最后一天，航空管理局负责人迈克尔·惠特克只能下台走人。
在2024年10月的宾夕法尼亚竞选集会上，马斯克调侃说前一年他们被要求研究星舰“Starship”着海时会不会砸到鲨鱼，等做完后，渔业监管部门又抛来新的问题：“那鲸鱼怎么办？”
马斯克还讲了一个关于SpaceX如何“被政府强迫绑架海豹，给它们戴上耳机并播放音爆声音，看看它们是否看起来不高兴”的故事。
类似各种破事都把马斯克给气笑了！
还有人工智能公司xAI、隧道建设公司The Boring Co、脑机接口企业Neuralink还有X（前身Twitter），无不和政府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又面临千姿百态的监管。
民主党内就有人说，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马斯克这样一位面临如此多监管问题，又对政府运营拥有如此大影响力的个人。
当马斯克的商业利益与特朗普的政治议程发生冲突时，昔日的盟友瞬间变成了敌人。
完全偏离想象的政策走向，完全烂尾的政府效率部——马斯克的一通折腾，成了2025年最大的投资失败项目。
矛盾最激烈时，因为逞一时之气，马斯克竟敢在X上提到“重磅炸弹”，说“唐纳德·特朗普在爱泼斯坦的档案里”，这让他事后感觉到“血光之灾”。
美国政坛已经是乌烟瘴气，欧洲政界的监管也越来越严格，《数字服务法》、GDPR等法规，让科技企业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应对政策风险。
在这个时代，不懂政治的企业家，注定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科技与政治的边界也正在模糊，科技企业要么被政治化，要么主动政治化，马斯克选择了后者。
其实在美国政治中，富豪财团们从来就没有缺席，马斯克只不过是莽撞并且高调地走到了台前。
在美国政治的幕后，有着一个更加庞大、更加隐秘的富豪政治网络，他们更善于暗中操控。
在华盛顿的K街，聚集着美国最庞大的游说集团。这里每年流动着超过4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合法地”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
金融、医疗、能源、科技四大行业占游说支出的60%，美国90%的媒体被6家大公司控制着。
比如2024年游说支出排行榜中的前三位，其实也只是冰山一角：
美国商会：3824万美元
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3144.7万美元
制药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约1691万美元
相比之下，马斯克的商业帝国是全球性的，站到台前，能让他获得了超越美国国界的影响力。
现在看，马斯克的政治态度变化反映了一个成功企业家从政治旁观者到政治参与者，再到试图成为政治领导者的演变过程。
这既有个人经历和价值观演变的内在因素，也有商业利益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外在推动。
他认为美国现存的两党已经无法解决美国的问题，但他自己也无法破除“马斯克悖论”：
即主张“削减政府开支”，却依赖政府合同生存；呼吁“减少监管”，却要求对AI产业进行政府扶持。
这种“既要又要”的商业思维，在政治领域显得格格不入。
硅谷风投家彼得·蒂尔评价马斯克的困境：“当你的公司业务清单与国家安全清单高度重合，你要么成为政客的傀儡，要么成为他们的靶子。”
马斯克不服，选择了第三种可能——掀桌子单干，另起炉灶。
但从南北战争（1860年）以来，这个餐桌上就已经实质性端不出第三盘菜了。
美国当前的选举框架里，名义上允许自由竞选，实际上将第三党参与大选的门槛设得极高。
现在看，马斯克的“仕途”很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