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文政、梁建章

　　在蜂群中，工蜂负责采集食物、哺育幼虫、构筑蜂巢。它们不辞辛苦，忙忙碌碌，却不能繁殖后代。这种生存状态神似韩国经济。根据韩国央行数据，2024年，韩国经常项目顺差达990.4亿美元，占GDP的5.8%，高于日本的4.8%、中国的2.2%和印度的0.6%；而美国的经常项目则是逆差，其总额占GDP的3.9%。同年，韩国生育率为0.78，全球倒数第一。

　　韩国这种模式可形象地类比为“工蜂”经济——民众辛勤劳动，向世界大量提供价廉物美的高科技产品，所获收入在满足日常需求外，用于旅游和移民，却对生育持消极态度；即使选择生育，也为子女日后可跻身大企业而拼命“鸡娃”，从而生得不多。

　　一、韩国的经济奇迹下的生育率崩塌 

　　韩国是经济逆袭最成功的国家之一。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政局混乱、社会动荡，到1961年朴正熙政变上台时，韩国人均GDP仅94美元，在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130位，属于低收入农业国。此后，韩国凭借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2021年，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认定韩国为发达国家，这是该机构自1964年创立以来，首次变更一个国家的地位。据国际货币基金2024年数据，在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中，韩国人均名义GDP达3.61万美元，列第33位；人均购买力平价GDP列第29位。

　　韩国以贸易立国，出口占GDP比例甚至一度超过54%，到2024年依然高达44%。韩国的超级财团在政府产业政策支持下，集中资本进行大规模投资，通过产业链垂直整合，显著提升了经济效率。自1980年代起，韩国企业持续高强度投入研发，注重知识产权和品牌建设，成功推动产业升级，在电子、半导体、船舶、汽车等领域实现了技术领先，在全球市场占据相当的份额。

　　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韩国成功的基础：其一，全社会高度重视教育，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以及职业教育与产业精准对接；其二，以效率为核心的劳资协商机制，加上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和高收入，有效稳定了人力资源。

　　韩国经济高度集中。一方面，超级财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全国增加值、利润和人才向其高度集中。仅三星集团就贡献韩国15%-20%的GDP，业务涵盖电子、金融、机械、化工、建筑等。而现代、SK、LG和乐天等集团，与三星一并占据了韩国GDP半壁江山，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韩国社会。另一方面，经济活动高度聚集在首尔及邻近地区；以首尔特别市为核心的包括京畿道和仁川广域市的首都圈，以韩国11.7%的面积，居住了韩国50.7%的人口，贡献了韩国约70%的消费额。

　　韩国的发展给民众带来了高质量的生活。在联合国《2023/2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韩国人类发展指数为0.929，在所列的193个国家和地区中高居第19位。韩国的城市化率为81.5%；得益于人口密集，韩国农村类似于中国江浙平原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完善、生活便利，人均收入接近城市。

　　尽管农业规模有限加上政策保护，本国农产品昂贵，韩国恩格尔系数依然低于日本和中国；恩格尔系数为食品开支占收入的比例，该系数越低越富裕。韩国贫富差距较小；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韩国收入基尼系数为0.329，与日本相当，低于中国的0.357。根据联合国2023年数据，韩国预期寿命为84.33岁，略低于日本的84.71岁，但显著高于中国的77.95岁。韩国作为发达国家实至名归。

　　与韩国经济成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生育率的崩塌。在1951-1960年，韩国生育率超过6，人口年增长率超过3%。韩国在1961年底推行旨在降低人口增速的家庭计划。在此过程中，美国国际开发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国外机构提供了约1/3的资金。当时的典型口号是“不管儿子还是女儿，只生两个”，政府对生育三孩及以上家庭增加赋税和健康保险费率，并普遍提供结扎和堕胎等节育服务。从1950年到1980年，韩国随着预期寿命从约35岁增至65.59岁，人口从1976万增至3814万，增幅为93.02%，而同期中国的人口增幅仅为78.83%。

　　随着经济腾飞，韩国生育率迅速下降，1983年降至更替水平2.1，1995年降至1.65。为此，韩国成立了由专家和官员组成的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经过讨论和听证，于1996年将人口政策目标调整为：稳定生育率稳至1.7、矫正出生性别比失衡、提升家庭生殖健康和福祉、促进女性就业、增加老龄人福利等。但政策调整后，生育率不升反降，到2004年更是降至1.16的新低。

　　超低生育率引起韩国朝野深切忧虑。2005年，韩国成立了直属于总统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委员会”。该委员会每五年发布一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通过结婚奖励、养育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住房支持、生殖费医疗补助，托育体系构建及弹性工作制来鼓励生育。随后，韩国生育率从2006年的1.15小幅回升到2012年的1.26；但自2013年起，生育率又开始大幅下降，每年都创历史新低，到2023年更是跌至0.72。

　　面对生育率的断崖式崩塌，2024年6月19日，韩国宣布进入“人口紧急状态”，时任总统尹锡悦表示将启动全力应对体系，直到解决低出生率问题。此后，韩国全面升级育儿补贴：一孩家庭在孩子出生头两年最高可获约合人民币32.8万元的补贴，三孩家庭购房可获约合人民币49.6万元的补贴，四孩家庭额外还有约合人民币24.9万元的教育基金；公立托儿所和幼儿园费用全免，私立机构补贴最高达每月约合人民币1500元。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2024年，生育率从上年的0.72反弹到0.78，出生人口增长3.1%，结婚人数增长14.8%。

　　尽管生育率甚至出生人口略有反弹，但韩国距解决低生育率问题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在2024年，韩国新生儿仅24.2万，远低于朝鲜的33.2万，而朝鲜总人口仅韩国一半。除去短期反弹，韩国目前措施难以稳定生育率，更别说稳定出生人口了。

　　即便能将生育率提升并稳定在0.8，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也会以每代人即约30年时间，减少62%的速度萎缩。按此趋势，只要376年，韩国就会剩下最后一名儿童。而按2024年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中国和日本分别要704年和723年才会剩下最后一名儿童。说韩国人面临灭绝并不为过。

　　二、韩国超低生育率的成因 

　　超级集团是韩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对韩国产业升级和国民生活水平提升功不可没，虽然因涉及经济垄断、政商勾结、阶层固化等问题而被诟病，但它们在韩国民众心中声望极高。入职这类企业是众多韩国人的职业理想。其年薪通常在30-120万元人民币，约为普通职位薪资的两到四倍，导致相关岗位竞争异常激烈。但这些高薪岗位在就业市场占比有限，而韩国同龄人中大学普及率已超过90%，那些从小经历激烈竞争却未如愿就职的年轻人容易产生挫败感。部分年轻人因薪资与预期落差过大，选择主动放弃就业。据韩国统计厅2024年7月数据，15-29岁的青年组群中，就有5.4%处于既不工作也不求职的躺平状态。

　　随着经济水平提升，韩国加班文化有所淡化，但工作时间依旧偏长。据国际劳工组织2024年数据，韩国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38.6小时，虽远低于印度的46.7小时与中国的46.1小时，但高居发达国家首位。较长的工作时间会抑制生育意愿。

　　虽然韩国普通职业薪资足以让年轻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但他们想要养育子女却面临很大压力。韩国托儿所和幼儿园普及率超过50%，因有政府补贴，公立收费低廉，而私立每月费用仍高达数千元人民币。在基础教育领域，公立学校免费，家长仅需承担学习用品、校服、餐费支出；私立学校学费每年约合人民币2.5-5万元，公立大学本科学生约1.5-2万元，研究生约2-2.5万元；私立大学本科约3-5万元，研究生约4万元。

　　韩国公立学校质量欠佳。为了让孩子在未来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家长们在孩子幼儿阶段就将他们推入激烈的竞争赛道。课外补习在韩国极为普遍，中小学生每周所花时间达7.3小时。2023年，韩国小学、初中、高中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分别为86%、75.4%、66.4%；对应学段生均费用约合人民币2.46万元、2.9万元、3.04万元。升学竞争不仅局限于学业成绩，也日益扩展到综合素质，进一步加重了家长们的负担和焦虑。

　　韩国社会缺乏老人帮子女照料孩子的氛围，致使职业女性在生育后往往被迫放弃工作，全身心投入子女养育。沉重的教育负担让很多年轻人对生育望而却步，为避免因无法提供优质教育而影响孩子未来，他们大多选择少生甚至不生。

　　“幽灵婴儿”事件是韩国育儿困境的极端写照。所谓“幽灵婴儿”，是指有出生记录但未入户的婴儿。2023年6月21日，警方在水原市一间公寓的冰箱中发现两具婴儿遗体。根据通报，该案嫌疑人于2018、2019年分别产下女婴和男婴，分娩次日将婴儿杀害，藏尸冰箱内数年。据其供述，她因经济困难杀婴并向丈夫谎称流产。此事震惊韩国社会。到7月18日，韩国保健福祉部称，全国已发现“幽灵婴儿”2123名，其中249人确认死亡。此类事件频发背后，是韩国年轻人深陷育儿焦虑，未婚妈妈担心社会歧视，加上在2021年之前，韩国禁止特定情况外的堕胎。 

　　由于国土空间和人口规模都不大，韩国人口只有聚集在首尔及少数几个城市，才能形成有世界竞争力的规模效应。这导致首尔房价居高不下；2024年首尔特别市各区的房价，为每平方米使用面积3.5-12.7万元人民币不等，与上海相当，而其他城市的房价为每平方米使用面积1-5万元人民币不等。 虽然韩国的房价收入比低于中国，但在发达国家里居于前列，而这自然也会抑制生育意愿。

　　有限的城市数量，限制了韩国人的选择，加上令人窒息的教育压力及民众财力相对雄厚，使得移民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在2023年，登记注册的居住在海外的韩国人高达700万，相当于其国内常驻人口的15%。2023年调查显示，韩国20-30岁年轻人中，56%想移民海外，该年龄段的已婚者超70%在考虑移民。据韩国移民局统计，自2005年以来，每年移出韩国超过90天的人口都在五六十万人左右。不过，韩国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移民，每年移入韩国超过90天的人口甚至略多于移出超过90天的人口。

　　有人认为人口少就会不卷，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果中国国土面积不变，人口与韩国相当，那可供选择的城市也会跟韩国一样屈指可数。只要经济模式不变，社会竞争强度就会跟韩国别无二致。

　　韩国的低生育率与低结婚率不无关系。在韩国，男尊女卑观念由来已久，女性面临职场歧视甚至家庭暴力。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显示，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韩国男女工资差距高达31.48%，而北欧国家普遍低于8%。

　　自本世纪初，韩国女权运动兴起并逐渐极端化，而这又激发了反女权群体的反弹。随着网络尤其是自媒体的兴起，双方对抗日益激烈，导致严重的性别对立。由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后，门户网站上的评分两极分化：女性给出9.46的高分，而男性评分仅为1.76。如此悬殊的评分差异，反映了韩国严重的性别对立，这种对立会抑制婚育意愿。

　　三、中国与韩国低生育率问题的异同

　　中国和韩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也类同韩国，只是比韩国晚约20年。2024年中国人均GDP为1.34万美元，相当于韩国2002年的水平。两国均注重大规模投资于产业升级和技术研发。现在韩国已成为高科技制造业高地之一，而中国更是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也是“工蜂”经济，就是民众辛勤劳碌为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年轻人却越来越选择放弃繁衍。

　　中国1971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比韩国节育政策晚了10年。但中国自1980年开始的以城市一胎化为特征的生育限制，远比韩国的政策严厉。如今，两国都处于极低生育水平。虽然中国生育率目前依然高于韩国，但这只是因为中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时间较短。在长期的一胎化政策影响下，中国城市已默认生育一孩，农村在向城市看齐，导致中国家庭一孩率明显高于韩国。

　　类似于韩国，中国人的婚育意愿，也受到教育焦虑和性别对立的拖累。在这些因素下，中国出生人口比韩国下降更迅猛，2016-2023年间7年降幅达52%，远超韩国20年下降50%的速度。中国结婚人数2024年同比下降20.5%，2025年一季度同比再降8.1%。除非推出强力的生育激励政策，否则中国生育率会步入韩国后尘，甚至过之而无不及。

　　长远来看，人口快速萎缩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要比对韩国更深远。一国的经济总量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内循环部分，即国内市场主体之间交易所产生的增加值；二是外循环部分，即国内外市场主体之间交易所产生的增加值。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体量均远大于韩国，在相同的开放程度和发展水平下，内循环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自然要显著高于对韩国经济的贡献。

　　经济循环的本质在于需求与供给的匹配；通常来说，匹配的规模越大，供需双方的选择越多，效率或人均产出也会越高。人口萎缩一方面降低了人力资源的供应，包括优秀人才的基数，从而影响经济循环的供应端；另一方面，人口萎缩会减少市场需求，降低需求多样性，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循环的需求端。对于外循环而言，人口萎缩主要影响供应端，而不太影响需求端；而对内循环来说，则同时影响供应端和需求端。这意味着人口萎缩对内循环的影响大于对外循环的影响。由于中国经济内循环占比更大，因此受到人口萎缩的负面影响会更大。

　　具体来说，虽然韩国的人口负增长早于中国，但聚焦于外循环的超级财团市场主要在境外，迄今受到冲击有限；杰出人才的供给迟早会受到影响，但其显现还需时日。与此相对，中国虽然面临贸易战和经济脱钩，出口依然强劲，科技创新能力更是突飞猛进，但中国内部市场却萎靡不振：生产者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走低。这背后的主因之一是出生人口的快速萎缩，降低了国内需求预期，拖累内循环增长。据我们之前的分析，当前人均GDP增长高度依赖于20年前的出生人口；中国经济增长率从过去的7%-8%降至现代的约5%，与人口颓势密切相关。

　　那么，随着人口萎缩，中国经济中外循环的占比会逐步扩大，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也可以最终变成韩国一样，依靠外循环就能维持较高发展水平呢？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韩国体量远小于中国，完全可依附于主导性的大国，凭借其在某些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通过与大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紧密联系获得相应领域的规模效应，从而维持较高竞争力。

　　然而，这种策略并不适合人口衰减的中国。中国现在人口比所有西方国家加起来还要多50%。这是我们的核心优势，只要技术积累充分，中国就完全可以在原有的体系中占据产业链的主导地位，就算被迫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脱钩，也可以凭自身的规模效应，在技术上逐步实现对西方的超越。如果能保持我们目前的人口优势，中国在技术和经济上取得并维持主导地位并让民众过上相应的高质量生活是天命所归。

　　但中国目前的出生人口已经降至与西方持平，而生育率却远低于西方，更不用说西方还有移民加入。这种趋势下，时间并不站在我们一边：中国未来的预期人口规模将远少于西方，就算可以规避地缘政治挑战，未来要维持全产业链优势完全不可能。即便中国最终衰减到韩国现在的人口规模，由于互信和互动是路径依赖的，我们也难以像现在的韩国这样被人口占优的西方体系所接纳。也就是说，除了强大，我们别无选择，而庞大的人口规模是维持强大的基础性条件。

　　尽管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困境一点不亚于韩国，但中国却拥有韩国不具备的优势：

　　其一，中国面积是韩国的93倍，人口是韩国的27倍， 文化多样性远超韩国，这让中国人在居住地和生活方式上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反观韩国人除了在首尔奋斗或移民海外，选择很少，加上他们在文化上高度同质，很难摆脱内卷的氛围。

　　其二、目前中国对低生育率的严重性认识还不到位。很多人还未意识到人口萎缩不仅会削弱国家竞争力，更会拉低民众生活水平。韩国已经鼓励生育多年，只是力度依然远远不足，而中国只是刚刚开始发力，未来政策强化的空间巨大。

　　其三、中国是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大国，有条件重构政策的底层逻辑，更具有政治意志和现实能力，探求一条追求自身利益和实现自身壮大的道路。而韩国只能依附于大国，在理念上容易受到外部影响，行为上也难以协调政策来实现其国家目标。

　　最后，中国政治稳定，政府注重长远利益且有强大的执行力。提升生育率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将生育支持措施融入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至关重要。而韩国政局动荡，政治人物更在乎短期利益和外在形象。

　　四、中国能够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韩国虽很早意识到低生育率问题严重性并积极推行鼓励生育政策，但生育率依旧持续下滑。经济合作组织2019年数据显示，韩国生育支持占GDP比例为1.56%，在38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6，远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及法德和北欧各国。韩国生育率低迷并非政策无效，而是投入力度不足。

　　在全球人口超千万的国家中，中国生育率仅高于韩国，出生人口减半速度远为更快，未来受人口萎缩冲击也更为深远，但对提升生育率的重视程度却远不及韩国。韩国在2024年宣布进入“人口紧急状态”并设立专门部门应对人口问题的做法，都值得中国借鉴。

　　当前，我国仅有部分地方政府发放生育补贴，财政部有望推出的全国性补贴，若额度仅为每年2000亿左右，占GDP比例也仅0.148%，只有韩国2019年现金补贴水平的一半，不到韩国当年生育支持在GDP占比的1/10。

　　要维持对西方的竞争力，我国需将人口规模稳定在至少10亿以上，这要求在10-15年内将生育率提升至2.1的更替水平之上。建议将养育金提升至GDP的2%-5%，这足以确保每月每个一孩获1000元、每个二孩2000元、每个三孩及以上3000元直至16周岁，还可给予每个孩子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以扩大内需。

　　低生育率的症结是生育激励机制失效：养育付出的是家庭，受益的则是全社会。只有让养育三个和以上孩子能获得不亚于普通全职工作的收入，才能激发家庭足够的生育意愿。地方政府可根据地区差异加码补贴，但中央政府应作为生育支持的主体，因为只有在国家层面才有动力及政策工具来提升生育率。对高收入家庭，税负减免更具吸引力。建议实施社保、所得税、购房土地出让金等按累进制减免，如二孩减半，三孩及以上全免，同时将个人社保部分定向给予父母，以优化激励机制，甚至可将老年人照看小孩折算为工作年限，纳入延迟退休政策考量。

　　生育投入力度可依生育形势逐步调整，5%的GDP不够就10%，甚至20%。别以为GDP的10%就很多。若维持当前约1.0的生育率，人口最终将以每年2.5%的速度萎缩，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与创新，使得人均GDP增长更慢；即便不考虑这种影响，10%的GDP也会在三四年内就被人口萎缩给消磨掉。

　　中国凭借庞大人口规模与长期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在科技和产业链上优势显著。将高科技产品做成白菜价，是对全球的巨大贡献。但本国民众因收入微薄而放弃生育，则无异于成为世界的“工蜂”。一国生活水平在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生产力，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生产者、建设者，并逐步成为强势的创新者。民众理当享有与此实力相匹配的生活品质。这就需要逐步提高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最终实现贸易平衡。贸易顺差为本国民众劳动成果所兑换的外汇，可理解为享受不及付出的差额。

　　以关税战为契机，中国可在对美强硬的同时，逐步减少出口退税、并对大部分货币适度升值人民币、甚至降低对其他国家的关税。许多国家忌惮中国强大的竞争力；逐步降低对它们的顺差，有助于维持并提升与其贸易，强化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

　　2024年我国出口退税1.9281万亿元，占出口总额7.6%。虽然出口退税是各国通用做法，旨在避免对外国消费者双重征税，但出口退税税率从 5% 到 17% 不等，即便将出口退税税率归零，也不会严重削弱我国的出口优势。美国在2018年加征25%的关税，并未大幅影响我国对美出口就是明证。如果每年出生1000万小孩，2024年出口退税的金额就足以给每个小孩每月发放1000元直至16岁。

　　以发放养育金为切入点，逐步实行普惠性的起点收入，把我国强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转换为民众福祉，既能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保障民族繁衍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更可以让经济回归经世济民的初心。

　　发放养育金不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由于新生人口是生产要素、消费基数，乃至未来的税基，养育金是对未来的长期投资，而非单纯的社会支出成本。不同于韩国，中国是全球产业链最完善的国家。向家庭发放养育金，能盘活奶粉、玩具等面临过剩而闲置的产能，更能激发多样性需求，引导资源配置到社会需要的领域，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在资金筹集方面，养育金应避免与财政预算内项目竞争，可通过超长期国债或信用扩张募资，并成立“国家人口发展基金”统筹管理。这既能为社保等耐心基金提供投资渠道，也因发放金额受到新生儿数量和支出额度限制，且匹配经济增速，因而没有超发风险。由于人从出生到完全进入经济循环需要至少20年，考虑到养育金的长期投资属性，久期需要超过20年，其投入产出需要进行单独的滚动核算。

　　中国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几乎都是卡在严重的超低生育率上。未来的发展水平和长期国力，高度取决于将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下的人口规模。只要充分认识到这是必须要做到的，而且越早做到越好，中国完全可以成为第一个真正解决低生育问题的主要国家，从而避免让我们的年轻人像现在的韩国年轻人一样成为世界的“工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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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