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New Economist

　　周小川的博鳌七年

　　据博鳌亚洲论坛网站2025年6月11日消息，中国政府任命第14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穆虹接替周小川担任博鳌亚洲论坛中方首席代表，经理事会选举并通过决议，穆虹担任副理事长。

　　2018年，周小川卸任第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随即被任命为博鳌亚洲论坛中方首席代表，担任副理事长。

　　过去7年间，周小川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出席各类论坛活动并发表演讲。新经济学家智库梳理发现，周小川担任博鳌亚洲论坛中方首席代表及副理事长期间，围绕应对经济危机、人民币国际化、数字货币、金融科技、科技创新、货币政策、绿色金融与“碳中和”实践等领域发表了数十次公开演讲，本文摘编了部分观点及金句。

　　①反思及应对危机：金融体系要引入逆周期因素措施，也要关注政策中期效果

　　201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当年周小川有多次公开演讲围绕反思次贷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展开。他指出，当前国际社会对于危机和不平衡问题的认识不够彻底，在改进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和防范下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方面，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金融体系中过多的顺周期因素（正反馈机制）容易使系统大起大落，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引入负反馈的机制，减少顺周期性的做法并不是太有效。要警惕民粹主义政策，要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也要引入资本缓冲等逆周期因素措施。

　　第二，国际社会都试图解决但没有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大的机构资本比例应该增加，同时如果光是一级资本不能解决问题，就应引入“自救债券”和“应急可转债”。

　　第三，部分衍生品发展过度已成为普遍共识。比如“CDO平方”“CDO立方”等产品过于脱离实体经济，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会产生巨大的风险。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交易要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第四，异常的资本流动在经济危机中会对新兴市场造成不利的冲击。当前美元是储备货币，一旦主要经济体发生危机，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会使得资本流动发生异常，进而影响新兴市场。

　　第五，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开始就和国民储蓄率密切联系。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储蓄率的变化确实带来很多的题目值得研究。

　　2020年7月19日，在2020·金融四十人年会暨专题研讨会“疫情冲击：变局中开新局”上，周小川针对疫情带来的冲击进行了分析，疫情发展态势决定着未来的经济复苏路径以及潜在风险，在制定经济和金融政策时，首先需要观察抗疫情况。除金融稳定外，他还重点强调了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政策制定过程往往面临着中短期影响的两难选择，政策的中期效果同样值得关注。

　　第二，疫情会对微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企业和家庭等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和需求模式或将发生较大变化，需要对此进行充分的预先研究。

　　第三，微观变化和结构性变化相互关联。疫情之后人们会更加倾向于“数字化生存”，数字化趋势将会更加突出。其次是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ESG在市场行为和决策方面的权重将会有显著地提高。

　　第四，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高度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和其他方面的安全，进行更加细致地研究和权衡工作。要以更加开放、更加支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态度，迎接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第五，疫情对金融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数字化生存”在金融领域的重大变革，可能主要体现在支付模式上。新形势之下对于数字化支付系统的需求会更大，在支付系统方面未来可能面临着很多机会。另一方面，金融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要更加广泛。需加紧巩固金融基础设施，减少问题、提高效率，为新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做好准备，提供新的支撑。

　　②人民币国际化“16字方针”：保持低调、有所取舍、持之以恒、避免摇摆

　　2018年8月11日，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上，周小川在谈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时指出，要“保持低调、有所取舍、持之以恒、避免摇摆”。

　　周小川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中国自己说了算的，关键在于市场参与者要愿意使用人民币，因此不应把曲调唱得太高。人民币国际化是比较长期的任务，如果曲调太高，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想。过高的曲调和在人民币自由使用在各个领域中所占的比重也有点脱节，不应说太多。

　　周小川表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肯定要推进人民币自由使用、汇率机制改革，而由于各方的利弊分析不完全一致，就必然要选择一部分、放弃一部分，类似蒙代尔不可能三角，面对有冲突的目标要把取舍想清楚。

　　周小川谈道，人民币国际化可能需要坚持多年才能逐渐出现结果，因此要持之以恒，避免政策摇摆，政策不能隔两天就变，把一些制度性安排当作调控性工具是不行的。人民币国际化取决于市场最后的选择，如果政策不稳定，市场对人民币恐怕就不会有太多信心。另外，从多元化储备组合和储备货币的角度来看，政策不稳定也会让市场觉得难以处理。

　　2020年10月21日，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平行论坛一“金融合作与变革”上，周小川指出，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目前还存在双轨制的问题，如在股票市场，有A股、B股、H股还有红筹股，不同壳里的实际资产内容一样，价格却不同。在他看来，同股不同权的产品价格有较大差异可以理解，但是同股同权产品出现明显价差，可能主要是因为货币不可兑换等原因造成，未来必须把这些问题解决。

　　周小川谈到，对于既想做好外汇管制又想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想法，需要进一步厘清思路。“我们总希望把不同东西的好处都抓到手里，最后发现有些东西是结合不了的。”他提到，今后一段时间要下更大决心大幅度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最大限度减少资本项下管控，这其中涉及研究、思维方式、政策体系变革及应急准备。

　　第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中一个主要的权衡要点是进行利弊分析，明确哪些需要结合，哪些只能做取舍。不必过度依赖“控制”导向，不能产生对市场价格存在不信任甚至恐惧的心理，分析研究应进一步深入。

　　第二，关于资本流动。外界通常认为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下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会造成冲击，因此决定保留哪些管控措施时总会有讨论甚至争论。但实际上，涉及资本流动，除了经济、币值因素，更重要的是信心，后者可以减少很多不正常的流动。

　　第三，在走向开放经济的过程中，外汇管制效果究竟如何是需要评估的。

　　此外周小川还指出，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意味着100%实现自由化。全球都有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要求，很多金融交易、汇款会受到限制。

　　2023年11月28日，在香港金管局与国际清算银行（BIS）高级别会议上，周小川谈及内地持续推进数字人民币，能否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时表示，两者无太大关系。他进一步解释道，内地推出的数字人民币主要用作零售交易，涉及金额较小，而人民币国际化所推动的范畴，包括贸易、投资以及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等。

　　③数字人民币：数字货币的目标是零售市场，无意成为“武器”

　　2022年4月16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周小川就数字货币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回应。谈及如何区分和评估CBDC（央行数字货币）与商业银行的M1货币、其可行性和稳定性如何，周小川表示，虽然不是100%稳定性，但商业银行的货币或者说它账户里的资金具有相当高的稳定度；央行货币本身也不见得是100%稳定，因为其稳定与否还要看购买力。

　　对于如何理解中国央行所强调的数字货币e-CNY（数字人民币）是定位于M0，周小川指出，中国央行强调，研发数字货币是为了替代M0，首先表明了它的应用重点在零售环节，特别是借助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终端，为居民提供便利。其次，央行是一个很大的机构，M0和M1分属两个不同部门。“研发的费用、试点的费用从哪儿出，都是有管理的，所以M0的定位也避免了大家打乱仗，工作就好进行了”。再次，当前在央行和金融体系中，M1的运行比较正常，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不是那么大，定位于M0可以避免对正常运行的M1系统造成冲击。

　　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应该加快发行并更多地发行数字货币、特别是跨境的数字货币？周小川表示，这跟当前地缘政治方面出现的问题相关，希望数字货币在这方面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他看来，货币印多少可以自己决定，但是否能出去流通取决于应用，取决于人家是不是拿这个东西在用。“实际上，只有市场对货币有需求中央银行才发得出去，不是说印了就能出去的。”

　　同时，周小川指出，M0和借记卡、贷记卡、三方支付钱包等其他支付工具有替代关系，当其他支付工具使用较多时，M0就会下降。

　　此外，周小川指出，当前国际上有讨论认为中国数字货币发展较快，将来会成为“了不起的武器”，是一种资产。对此，周小川提醒，货币发行是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也就是说中央银行要通过制度保障、承诺和后援支持来保障央行发出去的货币有购买力，到时候能用，所以是一种负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想把它应用在其他方面并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像地缘政治之类的。”

　　数字货币是否需要立法先行，建立国际标准？周小川表示，“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还在研发、创新过程中不可能把立法都搞那么清楚了。”他指出，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央行负责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同时维护支付和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数字货币研发出来的属于人民币，不立法就不能有数字人民币，因此我们说冬运会试点的e—CNY没有法律障碍。

　　在国际标准方面，周小川表示，货币发行是主权事项，由各个国家自行定义，不涉及国际标准。大家希望国际组织可以在跨境支付标准中起到引导和建立秩序的作用，但是没有法律上的要求说它必须先有标准了才能做。如果不是跨境支付，涉及别的国家在国内支付，用不着国际组织在中间操太大的心。跨境支付涉及很多问题，特别是涉及汇率等等问题，对于国际组织来讲也都是大难题，一时半会都解决不好，这个提法大家要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④金融科技：监管部门要防范和应对“赢者通吃”的负面影响

　　2018年11月18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周小川表示，由于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出现，使得技术提供商与传统金融机构在技术路径选择上存在部分分歧。在其看来，部分技术应用提供商没有将潜在的金融服务能力发挥出来，而是把眼睛瞄向圈钱，“看中存款账户的钱，模仿银行吸收公众储蓄”。

　　他以第三方支付牌照为例，其称，在已经发放的200多张第三方支付牌照当中，“有一部分牌照领取者实际上对于支付科技，（提升）支付的效率、降低成本不是太感兴趣，真正感兴趣的就是能收预付款，收到预付款好像就行了。这样的扭曲有时候会出问题，最近类似P2P搞资金池也出了不少类似的问题，这也是一种扭曲”。

　　此外，他认为，部分技术提供商将新产品、新技术当成投机赚钱的主要工具，“特别早地就推到市场上进行买卖，而且认为市场交易可能会在金钱上大有收获，这样的话会产生扭曲，而且甚至会产生一些损坏”。

　　周小川担心，IT行业、互联网行业会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这种现象“跟我们原本的目标是有所不同的”，周小川强调，市场应实现竞争性发展使得最好的技术能够凸显出来，最终被加以使用。

　　他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在三、四年以前就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负责研究Fintech、数字货币。“这表明央行可以组织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你没有办法确保所研究的方案会是最优的”。他进一步认为，“技术在不断演变，确定技术选择是具有风险的”。

　　周小川建议，应设计一种多渠道研发、相互竞争的体制，但与此同时还要设置，使得该技术在投入使用时要有一定的过程，“这个过程要保证它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它的后果是可控的方式，不能放任不管了。万一一种方案实验出来出现巨大的漏洞或失败，造成社会经济的损害或者不稳定，所以要设置这样的搞法”。

　　2019年7月，《中国金融》当年第15期刊载了周小川文章《信息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文章指出，近年来，IT技术发展非常迅猛，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基础设施、移动互联网都在快速发展，特别是近来热度很高的区块链技术。当前金融界用得比较多的词是FinTech，最近又出了BigTech。另外，由于新信息技术所产生的金融业务多种多样，有P2P网贷、crowdfunding（众筹）、电子支付等。总之，技术进步会改造传统金融业务，也会带来很多新的金融业务，同时也对公共政策提出了很多新挑战、新要求，会导致公共政策有很多新变化。

　　周小川指出，金融业把信息处理看作是一种手段、工具，是一种科技对金融的支持，同时也确实认识到，金融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产业（IT）的发展，而IT界有人认为金融业就是信息产业。金融政策的制定必须对新技术非常敏锐，要有高度的支持性，同时新技术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宽容失败。金融业要对自己的技术需求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轻易受IT供给方的推销宣传所左右。当然也要清醒认知社会上存在着推销贿赂、打舆论战以及政治游说。技术选择具有不确定性，应主要依靠民间的研发力量，依靠市场竞争来优选和更新换代。央行在技术选择方面，要认真考虑自己的角色。

　　周小川还谈道，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监管部门要防范和应对“赢者通吃”的负面影响，要高度重视公平竞争问题。金融市场格局和监管格局将受到IT科技的影响。另外一个入口是普惠金融，或者说是为了普惠金融。金融牌照与监管博弈。不同从业动机的激励政策选择。所以，一定要在激励机制上尽最大可能抑制不良动机。对于问题机构的退出政策选择，要力求建立公平竞争的政策体系。此外，应提倡资本市场机构的社会责任。关于数据收集与应用的公正性问题，要关注非结构数据怎么使用，再有一个就是可溯性责任，试点的可控性、可退出性和“沙箱”。加密数字货币或者类似的代币，应考虑100%现金备付，人民银行推动的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的设计思路。

　　⑤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会进一步加重收入的两极分化，全球要加强全球科技治理、引导科技向善

　　2019年11月2日，周小川在2019全球科技发展与治理国际论坛上表示，人工智能、自动控制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等发展会对就业产生重大冲击，公共政策要对这种冲击给予充分重视。

　　周小川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越来越多的人将从工业和制造业环节中转移出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一部分人需要重新寻找自身与机器相比的比较优势。

　　周小川指出，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会进一步加重收入的两极分化，高端人才对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强，一般人的就业会更多被机器所取代，即便一般人寻找出新的比较优势，但可能不是收入很高的工作，这样就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扩大。

　　周小川建议，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应及早做出准备，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收入分配的影响。一种做法是，要设法引领这一过程，引导人工智能干什么和不干什么。此外，还可以通过对税收结构的调整调节社会收入分配。

　　2020年11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首届大会在澳门举行开幕式上，周小川表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深刻改变和塑造着世界发展格局。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背景下，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期盼依靠科学技术这一关键利器来战胜疫情，依靠科技创新这一根本驱动力来推动经济复苏，实现绿色、包容、可持续发展。

　　周小川表示，科技创新在催生巨大动能的同时，给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科学无国界。在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物理、网络联结不断加深的新时代，科技创新已经高度网络化、全球化。推动科技创新与加强科技治理已离不开国际合作。博鳌亚洲论坛愿积极推动亚洲与世界在科技创新上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拆除壁垒，改进规则，助力科技创新要素全球配置与对接，推进实现后疫情时代绿色、包容和可持续发展议程。

　　2023年9月2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第三届大会举行开幕式上，周小川在致辞中表示，全球科技创新治理已成为紧迫任务。全球需要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促进生物、绿色和数字科技的快速和广泛应用。要在加强隐私保护和关键数据安全的同时，促进数据有序跨境流动，共享全球数字红利。在追求通用人工智能的道路上，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多元价值对齐。总之，要加强全球科技治理，引导科技向善、规范科技伦理、保护劳动者权益，让科技革命造福人类。

　　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更加精准有效，警惕货币宽松的副作用和搭便车问题

　　2019年11月21日，周小川在“创新经济论坛”上表示，目前全球经济进入低利率时代，但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教训有两个，一个是泡沫化，一个是低通胀环境下的低利率，“我们的利率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么低，现在还是有空间去应对经济问题，应尽量避免快速进入负利率时代，但货币政策是否做得好，还需要跟财政政策很好地配合”。

　　2020年5月16日，在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周小川表示，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机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更加有效，救助要更精准更有针对性。以往出现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因素传导到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引发金融机构出问题、金融市场出问题。而这次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就业产生影响。

　　对此，他指出，这次新冠疫情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针对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要加强金融研究，更有针对性地应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更加有效，救助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另外，货币政策要节约弹药，防止出现副作用。宽松的流动性有可能在未来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也会出现搭便车的事情。

　　“如何使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更多地对接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在这时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周小川表示，我们需要更加能够接地气的金融服务，也就是能够接触到基层实体经济的政策落实和执行的机制。此外，金融机构应该加强应急功能，损失承担机制要明确。设立足够好的激励机制，检查和监管机制也要相应跟上。

　　2021年4月24日，周小川在参加“多重约束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研究” 课题评审会时提出了六个观点。

　　第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属于市场经济下央行关心的内容，不适于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或者说不能用命令经济的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需要有微观基础，在市场经济下，这个微观基础是由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商业性金融机构组成的。作为相互竞争的自治主体，它们都是有商业利益的，政策的传导是通过商业利益来进行的，而不是按照主观意图来传导的。

　　第三，这些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都出了哪些问题？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利率零下界的问题，二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

　　第四，货币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担结构性功能。由于实践的变化，我觉得确实应该有所创新，也需要探索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功能。但不能事先假定一个货币政策应该执行多大的结构性功能。中国这些年很大的一个尝试就是通过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来传导这种意志，同时在融资上又能够适当帮助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银行。

　　第五，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提出了结构性功能的要求，但在这之前大家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也就是说，在探索和发挥好结构性功能方面我们缺少制度上的准备但资本市场绝大多数还是帮助比较大中型的机构，如何发展民间融资的机制帮助小型机构获得股本金，并没有特别好的研究和实践。

　　⑥绿色金融与“碳中和”实践：能源转型需优化价格机制，不能赔钱做转型金融

　　2022年4月2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实现碳中和：政府在行动》分论坛上，周小川在发言中指出，碳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碳定价上可以考虑碳税与碳交易相结合。

　　就碳市场发展趋势周小川分析称，首先，人们对碳市场的发展有一个认识过程。早期在认识不充分、没有形成共识之前，形成了激励程度较低的自愿碳市场，期望通过市场机制对减排给予激励并引导投资。随着强制碳市场逐渐发展，激励机制逐步提高。其次，随着各方对碳中和共识提高，就有可能出现统一的、更大范围的市场。各国国内会建立统一市场。然国际碳市场的建立仍面临困难，这由于国际协调不容易，同时各国减碳的边际成本不一样，不同市场的碳价格不一样。第三，产品范围应从现货逐渐涵盖碳远期、期货和期权，不仅激励当期减碳，还应引导中长期投资，激励未来减碳。

　　中国为实现“双碳”目标，正在构建“1+N”的政策体系。就目标任务如何分解到各部门或各地方，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过去的“大本子”式的计划分解，一种是由碳价格引导的市场机制分解。计划分解的方法论涉及数学问题，需要假设所用的就是最优化模型并已找出最优解，可能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包括未来的技术工艺都是不确定的。另外一种方法是用市场价格机制去分解，价格机制更简单、结果也是更统一、更有把握的。

　　碳税和碳交易这两种显性碳价格机制作用并不完全相同。碳税存在定价困难和无法激励先行者等问题。可考虑选择较低水平的碳税，并通过碳市场交易弥补碳税定价的困难。发达国家所收的碳边境调节税（CBAM）收入可以用于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作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承诺的1000亿美元资金协助的一部分。

　　2025年3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期间，周小川忙碌地穿梭在多个能源转型的论坛之间。对于如何更好地促进能源转型，周小川给出的建议是：需优化价格机制。“这里面就涉及价格、激励机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投资者的问题。”

　　具体而言，能源转型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促进电网更多地调用绿色电力。在周小川看来，绿色电力涉及发电、输送、储能等多个环节。目前，这背后的价格机制还没有理顺，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没有充分体现在电力价格里。在此问题上，他建议可借鉴国际经验。

　　此外，周小川还表示，通向净零的过程中不是直线前进的，不能说有排放都不投了。而是说，有排放但排放减少也会助力达成整体净零排放目标，对仍有排放的项目也需融资。

　　“转型金融不能只要求金融机构提高觉悟，赔钱也得做。实际上，这是不可持续的，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金融系统不稳定。”周小川在3月28日的一场分论坛上说道。一般而言，帮助传统碳密集型行业以及高碳企业实现低碳转型的投融资被视作转型金融范畴。■

责任编辑：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