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长河
6月11日，英国财政大臣蕾切尔·里夫斯发布一项被媒体称为“史上最敢花钱”的财政支出计划——未来几年将在医疗、国防、住房等领域投入巨额公共资金，彻底告别保守党时代的紧缩政策。
这一雄心勃勃的蓝图，被工党政府内部称为“罗斯福计划”，旨在效仿上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重振英国疲软的经济。在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已突破100%、年政府借款达1483亿英镑的背景下，这一豪赌能否成功，成为英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
根据工党政府发布的财政支出审查报告，该计划的核心是向关键领域注入前所未有的财政资源：
医疗领域：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运营预算每年增加290亿英镑，年均实际增长率达3%，旨在缓解积压的手术需求并推进数字化改革。
国防安全：到2027年将国防预算占GDP比例从2.3%提升至2.6%，以应对东欧和中东的地缘政治危机。
住房建设：通过10年期“可负担住房计划”投入390亿英镑，并设立政府住房机构提供100亿英镑金融支持，吸引私人资本参与开发。
里夫斯宣称，这是英国财政路线的历史性转向——从紧缩走向“为未来投资”，通过公共投资拉动需求、填补基础设施缺口，最终激活私营经济。然而，这一设计直接撞上英国经济的残酷现实：政府债务利息已占总支出的近10%。
展望未来，斯塔默政府的“罗斯福计划”面临三重挑战：财政空间的硬约束、执行力陷阱与政治共识的脆弱性。
其一：该计划面临的首要矛盾是目标规模与财政可行性的脱节。英国财政研究所所长保罗·约翰逊尖锐指出，大部分资金集中在议会前两年投入，后期财政空间将急剧收紧。而当前政府融资成本高企。2025年初，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度飙升至5%以上，20年期和30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持续坚挺。若计划引发市场对债务失控的担忧，借贷成本进一步上升，每年1430亿英镑的利息支出可能吞噬新增投资。
更微妙的是税收难题。影子财政大臣梅尔·斯特赖德已警告，该计划可能引发加税猜测，动摇企业信心。历史经验表明，在通胀高企期扩大财政赤字，可能削弱货币政策效果，迫使英国央行维持高利率。
其二：执行力方面，英国公共部门的执行效率长期堪忧。当理想化的蓝图遭遇英国低效的行政机器，投资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链条可能随时断裂。
其三：政治共识的脆弱性显而易见。保守党领袖凯米·巴德诺赫的抨击直指计划软肋：以借贷支撑发展是“将债务转嫁给下一代”。而工党内部同样存在分歧：工会大会秘书长保罗·诺瓦克一面称赞计划是“公共服务的强心针”，一面要求政府停止削减福利支出并推动“富人增税”。
政治风险还来自地区公平性质疑。住房和基建投资集中于伦敦与东南部，可能加剧区域失衡。若两年内未能兑现“振兴英国”的承诺，工党恐将重蹈历史覆辙——2010年工党首相布朗因财政扩张未能挽救经济而败选。
从更长的历史进程看，斯塔默政府的“罗斯福计划”可谓英国政府财政紧缩与扩张的轮回与嬗变。2010年保守党上台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引发的财政恶化（赤字占GDP达10.4%），推出严苛紧缩计划：5年内削减占GDP13%的支出，冻结福利金涨幅，开征“卧室税”。结果却适得其反：2010-2018年，英国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反从75.2%升至86.9%，增速超过多数发达国家。紧缩政策不仅未能修复财政，反而抑制需求，拖累复苏。
2022年俄乌冲突期间，保守党财政大臣亨特被迫推出550亿英镑增税减支方案，承认英国“已陷入衰退”。而2018年保守党元老哈蒙德虽宣称“紧缩时代结束”，却因脱欧僵局无果而终。工党此次计划，实则是对紧缩政策失败的矫正尝试。但问题在于：当债务负担较2010年更重时，简单逆转政策是否可行？
英国工党的“罗斯福计划”诞生于一个矛盾时刻：民众对紧缩的厌倦达到顶峰，但财政容错空间缩至最小。该计划成败不仅关乎党派政治，更将检验现代国家能否在债务高压下实现自我更新。
历史提供了两种先例：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12%的赤字率推动美国走出萧条；而2010年代南欧国家在债务危机中扩张支出，却陷入更深的衰退。英国的选择实则是一场精密走钢丝——过度谨慎则振兴无望，用力过猛则债务反噬。
6月12日，就在计划公布次日，英国4月经济数据出炉：萎缩0.3%，远超预期。这一信号警示里夫斯：市场与民众的耐心不会长久。若两年内未见增长曙光，“罗斯福计划”恐将沦为英国财政史又一段昂贵而无奈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