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猪兜）

我国是生猪养殖和消费大国，养殖规模持续上升，母猪繁殖效率低、疫病防控难是我国传统生猪养殖工艺模式面临的两大难题，如何破题？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田见晖联合国内科研院所、企业集团历时十多年技术攻关，国内首创了母猪批次化同步扩繁技术，为我国养猪业建立现代“全进全出批次化生产工艺模式”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目前，这项技术已在牧原、温氏、新希望等国内65%以上的养猪企业推广应用，有效解决了生猪养殖中繁殖生产效率低、疫病防控两大痛点。

技术攻关的难点在哪里？这项技术会对我国生猪生产带来哪些影响？近日，新京报记者专访了田见晖。

田见晖（右二）和工作人员在一线调研。受访者供图

让母猪步调一致繁殖生产，为猪场穿上生物安全防护服

新京报：母猪批次化同步扩繁技术的核心是什么？

田见晖：该技术是现代养猪企业建立“全进全出批次化生产工艺模式”的核心关键技术，不仅能缩短母猪非生产天数，增加年产胎数，提高繁殖效率；还可实现各阶段猪群圈舍全进全出，确保猪舍清空几天时间，便于集中进行清洗消毒，从而避免病原菌交叉感染，为猪场穿上生物安全防护服。技术的核心是依据猪场母猪数量和产床数，将母猪分群并利用繁殖药物和技术进行发情和排卵调控，实现集中定时输精；并在妊娠结束及时进行同期分娩调控，使母猪群能够同步发情、卵泡同步发育、同步排卵、同步配种，最后同步集中产仔。这样不仅提高了繁殖效率，还提升了猪场生物安全防控水平。

创新合成工艺，填补我国繁殖调控药物空白

新京报：我国在建立母猪批次化同步扩繁技术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田见晖：主要有两大障碍，一是我国没有同步繁殖调控关键药物，二是在国际上同步扩繁核心的定时输精技术普遍存在配种分娩率低。

我们首先面对的障碍，是没有同步繁殖调控药物。烯丙孕素是批次化生产中母猪发情期同步化不可或缺的关键药物，但国内一直处于空白，核心工艺知识产权长期被国外垄断，并且反应步骤多、成本高。自2014年起，我们与宁波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合作，独创三步法低成本高纯度新药物合成工艺，率先获批烯丙孕素新兽药，发情期同步化效果与国外产品相当，目前价格仅为国外产品的10%左右。可以说，烯丙孕素新兽药的创制，突破了我国母猪定时输精关键核心调控药物瓶颈，填补国内空白。随后的2020年和2022年，我们又陆续在国内率先获得母猪同期分娩药物卡贝缩宫素和同期排卵药物布舍瑞林，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母猪批次化同步扩繁技术的药物体系。

新京报：从实际应用效果来看，这些药物的表现如何？

田见晖：烯丙孕素商品“孕力宝”2018年6月上市，这个药物可使母猪同期发情率达90%以上，上市以来市场应用占比始终稳居国内榜首。在2020年生猪复产和增养的关键时刻，烯丙孕素市场覆盖率约占54%，大幅提高了后备母猪利用率和产仔数，为非洲猪瘟后生猪产业复产保供作出了重大贡献。2020年，烯丙孕素荣获“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十大新产品”。

同时，基于卡贝缩宫素药物，我们成功创建了批次母猪日间同步分娩调控技术，母猪白天分娩率达90%以上，解决了因夜间接产、护理不周导致出生仔猪死亡率高的问题。而排卵药物布舍瑞林则可有效提高母猪排卵集中度，为后续开展母猪精准排卵调控和单次定时输精技术研发奠定药物基础。

创建国际引领高效定时输精技术

新京报：定时输精技术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田见晖：前面说的这些药物都为实现母猪精准同步繁殖调控，提高繁殖效率提供了支撑。然而，作为同步繁殖调控关键核心的定时输精技术在实际应用中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后备母猪发情率低，可用于定时输精的母猪数量减少，欧美养猪发达国家也仅有70%左右，不仅造成后备母猪培育成本的巨大浪费，还进一步加剧了后备母猪的供给压力；二是母猪定时输精的配种妊娠率相较于母猪自然发情配种妊娠率，往往也要低10%至20%，由此导致每100头母猪减少50至200头产仔，经济损失比较大。

新京报：技术上如何规避胚胎丢失、提升妊娠率？

田见晖：在过去几十年间，全球众多团队深入探究了这一产业难题，结果发现，定时输精程序中的外源促性腺激素如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PMSG），引发子宫容受性损伤是该问题的关键。这一难题不仅长期困扰全球母猪批次化生产应用，也困扰着人类辅助生殖临床。我们团队通过十年攻关，国际上首次探明，PMSG等外源促性腺激素处理，在促进卵泡生长的同时，引发了雌激素水平异常升高，进而过度激活子宫内膜上皮增殖调控通路，延迟了附植期子宫内膜分化，使得子宫难以满足胚胎附植，导致了胚胎丢失和妊娠率下降。在探明这个关键机制的基础上，我们独创了母猪早期妊娠同步调控技术，获得我国和美国的授权专利，妊娠率提高13%，技术投入产出比高达1∶100。在国际上首次攻克定时输精技术引发母猪胚胎丢失妊娠率下降的难题。

新京报：后备母猪是更新种猪群与养猪生产发展的种猪来源，后备母猪发情率低对技术使用有什么影响？

田见晖：是的，后备猪是从仔猪断奶到首次配种前被选留作种用的母猪。生产中我们发现，30%以上后备母猪无法正常启动初情期，这意味着这些母猪无法顺利经过定时输精处理进入批次化生产而淘汰，经济损失严重，成为制约母猪批次化生产正常使用的瓶颈。为解决这一关键问题，我们用了8年时间，揭示VA代谢产物维甲酸（RA）促进雌激素合成，提高母猪发情率的机制。进一步开发了后备母猪初情期启动技术，大幅提高后备母猪利用率，有效减少了因发情问题导致的母猪淘汰数量，为确保定时输精技术应用创造了条件。

创新成立“协作组”，7年新技术已覆盖国内超65%养猪企业

新京报：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市场上投用？

田见晖：是的。我们基于自主创制的繁殖调控关键药物和系列定时输精、同期分娩技术，率先构建了精准高效的母猪批次化同步扩繁技术体系。在400万头母猪规模化应用中，该体系显著提升了繁殖效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断奶仔猪数（PSY）达27.2头，与美国相当，攻克了国内母猪繁殖效率低的“顽疾”；同时，猪群免疫抗体均一度提高25.4%，有效提升了猪群的抗病能力。2018年至今，该技术体系在我国生猪产业中实现了从零到规模化应用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已在国内65%以上的养猪企业推广应用，年繁殖出栏生猪超4.5亿头，助力牧原、温氏等年出栏千万头级良种母猪批次化生产企业的发展，推动了我国生猪养殖工艺的现代化转型。

2021年，“母猪定时输精批次生产技术”入选科技部“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我们编制的我国首个《母猪批次化生产技术规程》，于2025年颁布实施，为生猪产业规范化生产提供了农业行业标准。  

新京报：如此“战绩”的背后，是因为有一个很特别的“协作组”？

田见晖：为满足规模化养猪企业的生产管理需求，突破国外技术壁垒，团队提出自主研发母猪批次化同步扩繁技术。针对国内“产学研用”脱节困境，2016年我们依托科技部畜禽良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由中国农大牵头组织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中国农科院等国家地方高校、科研院所，及兽药企业宁波三生生物和大型养猪企业牧原、温氏、新希望等20多家单位，成立“全国母猪定时输精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协作组”，探索产学研用一体化新模式。这种新模式，打破了传统科研与产业之间的隔阂，实现了跨单位、多学科的深度合作，不仅汇聚了各方优势资源，还形成了强大的协同创新合力，有效破解了我国农业产业技术产学研用脱节的难题。

新京报：协作组在工作机制上有何创新之处？

田见晖：面对我国批次化生产无调控药物可用、国外技术妊娠率低、成本高以及集中配种精液供求矛盾尖锐等产业难题，协作组统筹创新资源，对十余项技术难题的研发策略、试验方案进行一体化设计和集中攻关，并就相关难题组织成员出国考察、邀请领域知名外籍专家来华技术交流，促进知识共享与创新思维的碰撞。在实践探索中，走出一条“企业出资、科研出智、产学研合作答题、市场阅卷”的创新之路。通过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无缝对接，大大缩短研发与推广周期，使新药与配套技术当年投产、当年示范推广，显著提升了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

2017年，我们牵头协作组成员单位，承担“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畜禽繁殖调控新技术研发”，使协作组由自主筹资、内部收益的成果研发与转化方式，逐步向政府立项引导，政产学研用一体过渡。通过这一转变，我们构建了具有更多同行企业参与的良好合作竞争创新生态和产业集群生态。使得该技术在短时间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技术使用成本的大幅降低，目前仅为国外的10%左右，这也是该技术在7年内实现全国大范围推广应用的关键所在。

短短7年内，协作组成功推动该技术在我国落地生根，我国养猪企业摆脱传统生猪养殖工艺模式，建立了“全进全出批次化生产工艺模式”。这一变革彻底扭转了规模养殖的高耗低效产业困境，大幅提高母猪繁殖效率和猪场疫病生物安全防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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