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8月1日起将对来自日本、韩国等14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25%至40%的关税。他在“真实社交”网站上发布了写给这些国家领导人的信函，阐述了征税理由，并表示新关税将不包括其他行业关税。

在这些几乎完全相同的信中，特朗普警告称，如果相关国家试图提高关税作为回应，美国将在此次税率基础上再提高同等额度的关税。同时，如果这些国家或其企业在美国境内生产产品，则不会被征收关税。若这些国家向美国开放市场并消除贸易壁垒，美国可能会调整关税税率，具体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关系。

上述特朗普新的关税政策，在笔者看来，其本质是政治意志对市场规律的强制扭曲，是对国际贸易制度和规则体系的肆意践踏，是彻底的贸易保护主义范式下的“负和博弈”。

内在动机：

美国利益主导下的政治经济和战略逻辑

理论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美国霸权逻辑的必然产物；实践上，则是美国利益主导下的政治、经济和战略逻辑。

笔者认为，政治逻辑在于转移国内矛盾，巩固民意基础。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蓝领和传统产业从业者，其关税政策被包装为“保护美国工人”的标签。美国经济疲软、通胀高企、市场预期减弱是美国经济的内在压力，关税政策还被用来转移公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此外，重塑“美国优先”的形象，特朗普效仿《麦金莱关税法》（该税法下税率达57%），将关税包装为复兴“黄金时代”的工具，强化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形象。

至于经济逻辑，笔者认为在于重构美国的产业链：一是缩减贸易逆差。特朗普认为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源于“不公平”的贸易条件，试图通过高关税减少进口，迫使贸易伙伴扩大对美国商品的采购。二是保护美国本土制造业，针对钢铁、汽车、纺织、机电等传统行业加税，旨在削弱外国竞争，激励和引导制造业回流，创造国内就业。三是增加收入。美国政府长期财政收入不足显而易见，增加关税被认为是充实美国财政的直接手段，通过设置10%的“基础关税”（预计每年可增加近4000亿美元收入）试图缓解财政赤字。四是强化“近岸外包”，加速构建美国—东南亚、美国—墨西哥的区域供应链网络。

战略逻辑在于遏制中国发展和重塑全球规则。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一是技术遏制与供应链脱钩。针对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新技术产品加税，配合出口管制（如限制AI芯片出口），以期延缓或阻滞中国产业升级。二是重塑全球贸易体系。推行“对等关税”政策，要求各国税率与美国持平，分化盟友与非盟友。挑战WTO多边机制，转向双边谈判，迫使各国接受美国规则，以期重构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体系。三是地缘政治施压。比如，对墨西哥加税隐含移民问题谈判筹码，通过分化RCEP国家，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

不过，笔者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面临多重实践困扰，目标和现实有冲突，并且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和供应链缺陷难以支撑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回流。可以明显看到，目前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未实现预期改善，关税成本实际上多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市场普遍观点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未带来预期的美国利益增进。

影响效应：

贸易保护主义范式下的“负和博弈”

关税的保护作用在于其能否带来利益增进和效率改善。特朗普将关税极化为贸易保护工具，造成了贸易各方的利益损害和效率损失。显然，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彻头彻尾、名副其实的“负和博弈”，其影响效应波及全球经济预期、稳定性和效率。

全球金融市场震荡与供应链断裂，全球资本市场避险情绪激化。特朗普关税政策一落地便激起金融市场涟漪，且政策的不确定性成为市场的敏感神经——道琼斯工业指数多次因贸易战消息暴跌，其中科技股等对贸易高敏感的板块首当其冲。

可以看到，投资者陷入两难境地：既担心贸易摩擦升级损害企业盈利，又害怕美联储可能被迫降息救市，引发资产价格重估，企业盈利状况犹如过山车般起伏不定。多家依赖全球供应链的制造业巨头在财报季中预警关税抬升成本。比如，通用汽车曾表示，钢铁关税使其成本增加逾10亿美元。零售巨头沃尔玛则警告消费者，关税导致部分商品涨价12%～15%。市场对这类预警信息反应迅速且残酷，相关企业股价应声而落，拖累了整个资本市场的表现。

资金在不安中仓皇寻求避风港。黄金价格在贸易战紧张时期多次跃升至阶段高点，美元指数亦因避险需求而走强，美元霸权再起，新兴市场货币及资产则承受重压。此外，企业资本支出冻结，投资决策搁置。标普500企业2025年Q1财报显示，约73%的制造业企业因关税而推迟了新厂的建设计划。

全球大宗商品流通价格扭曲，关税政策对全球大宗商品流通的冲击效应更为直接，导致价格与贸易流向双重扭曲。

具体而言，一是钢铁市场首当其冲。美国钢价在关税保护下飙升超过30%，显著高于全球市场价格。然而，这种人为高价难以持续，下游用钢行业成本激增，反而抑制了需求。短期来看，美国钢铁企业似乎受益，但长期面临产能过剩与市场萎缩的风险。全球钢铁贸易流向被迫重塑，传统出口国将目光转向其他市场，区域化供应趋势日益明显。二是农产品市场上演了一场“豆争”。中国针对进口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导致美国大豆价格暴跌，期现货市场均出现罕见的深幅贴水。美国豆农损失惨重，大量大豆滞销，仓库爆满。巴西等国的大豆则乘势抢占中国市场，价格获得支持。美国农业行业怨声载道，成为贸易战最直接的政治反对声浪。三是能源市场难独善其身。虽然原油、天然气未直接成为特朗普加征关税的目标，但贸易紧张引发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速的忧虑，明显抑制了能源的需求预期与价格。重要的是，全球供应链调整增加了运输距离和复杂性，间接推升了能源的物流成本，对依赖稳定能源流通的行业构成了压力。

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初衷是保护美国产业与就业，关税壁垒让部分跨国企业将生产转移出中国，“中国+1”或多区域布局战略成为部分美国跨国公司的首要选项。比如，越南、墨西哥等国短期内承接了大量的产业转移。然而，这种重构并非无痛转型，它伴随着效率损失、巨额搬迁成本以及新的地缘风险，全球产业链整体韧性反而因政治干预而面临严峻考验。

历史镜鉴：

关税遗产与经济全球化新范式

特朗普关税政策表明：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是一场“负和博弈”。金融市场为此付出了2万亿美元市值的代价，美国消费者承担千亿级的超额成本，而全球大宗商品流通体系被迫进行高损耗的重构。尽管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谈判调整关税的具体执行，但其核心的对抗性框架依然延续。

历史经验证明：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政治意志对市场规律的强制性扭曲，终将以系统性效率损失和全民福利缩减为代价。构建“韧性”与“效率”均衡的全球化范式，需要基于规则的多边协调，而非单边的关税大棒。全球化不会“消亡”，但必须穿越关税沟壑完成进化。这不仅是经济理性回归的关键，更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中美经济依存度已经发生质变，中国占美国的进口份额从2018年21.2%降至2024年的13.4%，美国占中国的进口份额从2018年的34.4%降至2024年的17.6%。不过，中美中间品贸易的相互依存度仍达68%。因此，笔者认为，中美贸易无论对双方还是全球经济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肆意挑起的关税大战，无益于中国利益、美国利益和全球利益。（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