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音乐先声
英国对黄牛的容忍度，已降至冰点。
最近，英国政府宣布2023年5月推出的《经济犯罪与企业透明度法案》（ECCTA）中的 “未能预防欺诈罪”（Failure to Prevent Fraud，FTP）将于今年9月正式生效。该罪名强调事前防范义务，即在特定法律或监管框架下，若组织未能在欺诈发生前采取合理且必要的预防措施，将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对于票务行业，这无疑是一个对影响重大的法律框架，堪称“最严监管令”。
为此，英国政府特别发布了关于《FTP欺诈犯罪指南》，以便英国各票务平台、组织来消化犯罪和合理程序，实施任何必要的调整，并适应监管和执法的这一重大政策转变。
那么，对于长期因转售价格虚高、票源分配方式模糊、票品来源存疑、隐藏费用等问题饱受诟病的票务行业而言，英国率先发起了法律改革是否会引发演出市场“大地震”？又能为国内票务市场带来哪些启示？
“最严监管令”，剑指何方？
多年来，英国票务市场一直在两个目标之间找平衡：一方面是普惠，让更多人买得到票；另一方面是盈利，尽可能多赚钱。随着FTP欺诈罪的落地，英国票务行业正在步入前所未有的“刑罚时代”。
新法规的落地，将责任直接转移给公司，至关重要地，还有他们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果员工或合作伙伴实施欺诈意图使公司受益，而公司没有建立“合理程序”来阻止这种行为，那么公司将承担刑事责任。而且，现在不再需要证明企业有主观意图，只有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忽视，即可追责。
据外媒报道，新法规将聚焦解决英国票务市场的三大“顽疾”。
首先，是一级售票商与转售商之间的界限模糊。有些票务平台既是官方卖票的主渠道，但又通过内部转售系统或选择性分配悄悄获利。甚至，只把部分热门票分配给特定人群或转售通道，人为制造“紧俏”感，抬高价格。但现在，如果这种做法让消费者误以为“票不够了”、“买不到原价票了”，从而被迫花更多钱去买，其实就是一种误导行为。
如今，一旦这种误导导致消费者吃亏，而公司又从中赚钱，却没有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那就不只是“操作不当”，而是可能构成企业层面的欺诈或犯罪行为。
其次是二级票务平台上大规模的票务囤积现象。在许多转售平台上，不难见到单一卖家挂牌上百张门票，远超一级票务平台的限购政策。这些平台明知或应当知悉，却仍提供交易渠道，并从中收取手续费或佣金，这种情况不仅可能构成共谋，更将平台高管个人置于法律风险之中，不再具备“免责权”。
第三，就是个别主办方与黄牛的私下交易，直接转手倒卖以获取额外收益。在新规之下，这类行为被明确界定为欺诈行为，不仅企业将面临刑责，默许或参与其中的个人同样也可能被起诉。
可以看到，英国监管机构如今拥有更高效、更直接的执法手段，这也意味着企业所面临的合规门槛显著提高，过去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
更关键的是，新法规并不要求企业“无罪”，而是要求其主动防范。也就是说，企业不仅要证明自身未参与不当行为，更要拿出切实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如审查票源分配流程、设定转售规则、确保价格透明、执行购票限额，并在董事会层面设立风险通报和监管责任链条。否则，即便企业未直接参与，也难逃“监管缺位”之责。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FTP欺诈罪”目前仅适用于大型组织，其适用标准包括员工人数超过250人、年营业额高于3600万英镑，或资产规模突破1800万英镑，企业只需满足其中两个条件，便属监管范围之内。
简言之，这条罪名的生效正重新定义“合规”的边界。对英国票务行业而言，透明、公正与问责已不再是道德倡议，而是法律义务。在新规则面前，选择视而不见，已不只是道义风险，更可能是刑事犯罪。
票务市场要变天了？
随着FTP欺诈罪的正式落地，对票务行业而言，信号已十分明确。透明度、问责制和主动防范不再是理想目标，而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未来的市场赢家，很可能是积极拥抱合规、透明、责任的新型参与者。
尽管该法规要到今年9月才正式生效，但监管风暴已然来袭。当前，英国赋予执法部门更强的独立调查权，无需再依赖法院授权，即可开展深入追责，改变了过去“执法难、维权难”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已迅速行动，重点整治动态定价、隐藏费用等问题，并要求平台承担更大责任。根据《数字市场、竞争与消费者法案》，CMA现在无需法院判决，就可对企业处以高达其全球营业额10%的罚款。
今年7月，CMA正式致函议会，宣布与全球票务巨头Ticketmaster的谈判义务已履行完毕，准备就其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提起法律程序。
事件源于Ticketmaster对2025年Oasis重组巡演英国场次的票务安排。经数月调查，CMA发现Ticketmaster大规模销售所谓“白金票”，价格比普通票高出约2.5倍，却未明确说明体验上并无区别。此外，站席被人为划分为两个价位，购票页面却未作出清晰说明，致使大量粉丝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长时间排队，最终却面对远超心理预期的价格。
虽然Ticketmaster未使用实时算法定价，但其“动态定价”机制已在无形中推高整体市场价格预期，严重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此外，其他行业早有先例可循。英国政府曾出台“未能预防贿赂罪”、“未能预防逃税罪”等法规，初期重在倡导合规，一旦进入执法阶段，力度空前。票务行业的监管轨迹，大概率将走相似路线，从倡导规范、建立示范，到挑选典型、强化执法，形成全行业的震慑效应。
对票务市场而言，那些早已构建起清晰票务分发机制、实时票源监管系统，以及限购执行能力的平台，或许有望在新规下脱颖而出。同时，一些具备科技底色、合规意识的新兴企业，也迎来了弯道超车的机会。比如，借助区块链实现票务全流程溯源，利用AI识别黄牛购票行为的新模式，或将受到监管部门与投资机构的高度关注。
当然，监管强化带来的并不全是利好。从执行到市场反应，再到行业生态演化，票务行业也可能面临一系列阵痛。
一方面，新规对平台的信息披露、价格透明、用户保护提出了更高标准的同时，也意味着平台需投入大量资源搭建技术系统、调整运营流程、培训合规团队。对大平台而言，虽是挑战，但尚可消化。而对中小型平台或初创企业来说，合规负担可能成为生存门槛，甚至劝退一批本可推动创新的市场参与者。
另一方面，在典型案例尚未完全落地、执行标准尚不清晰的过渡期内，主办方、艺术家团队可能陷入谨慎观望，不敢轻易定价、不愿冒险售票，影响演出组织与市场节奏。部分热门演出可能因流程复杂、平台顾虑增多而延迟上线、降低供应，反而导致买票难在短期内加剧。
长远来看，监管的初衷还是为了“校正市场”。
因此，未来关键在于监管尺度的把握行业与法律机制的完善。改变并非终点，更像是一场“重建信任”的持久战，挑战不少，但值得期待。
国内票务平台依然“装睡”？
当英国票务行业正以立法与司法双轮驱动进行深度清理之时，国内票务生态却仍停留在“黄牛问题”的叙事之中。
在国内，黄牛早已不是电影桥段中“剧院门口拿小本”的形象。目前，三类黄牛共存、平台配合隐秘、信息不对称严重，共同构成了一个悄无声息却无孔不入的灰色生态。
一是“路人牛”，依托自己或他人的身份证、手机号抢票，靠微利转售获取差价。这类黄牛人数最多，但体量小、影响力有限，往往是替罪羊式存在。
二是“团队牛”，背后由工作室或网络组织驱动，利用脚本、模拟器、多号集群作业，在开票瞬间扫货。许多“秒光”的演出门票，实则一开场就已注定与普通用户无缘。
三是“主办牛”：最隐秘，也最具破坏力，由票务平台内部人员或演出主办方直接释放大批票源至黄牛通道，通过“特殊销售渠道”等方式隐性分配。这些票往往在第一时间消失，却在数分钟后奇迹般地高价出现在转售市场。
如果说“路人牛”是市场缝隙的产物，“主办牛”则是真正撕裂公平的利器。黄牛不再是游走于市场边缘的个体，而是深嵌在产业链的核心问题。
今年7月，据央视网报道，在国内，黄牛屡禁不止的原因除了早期的“人海战术”、以及黑科技速通插件外，警方还直指了多个国内主流票务平台在售票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封锁问题。
警方表示，审核机制不健全、票务信息不透明、平台防控不到位等因素叠加，是网络黄牛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票务平台未能将售票批次、数量等信息公开化，实际购票人无法掌握市场信息，同时部分票务平台通过“饥饿营销”的方式操控市场热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黄牛”的产生。
这一系列“饥饿营销”的手段，大多是平台刻意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热度、操控用户预期的系统操作。而当真正的购票需求被“抢空”，唯一的选择就只剩下价格翻倍的黄牛票。
很明显，海外的监管思维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打击“结果”，转向审查“机制”；从盯住个体黄牛，转向问责平台。这也恰恰是当前国内票务市场最匮乏的一环，平台普遍缺乏真正具备约束力的风控机制，对转售行为选择性失明，对内部流程缺乏问责与追溯制度。
一边是技术门槛越来越高的普通用户，一边是信息特权越来越多的平台运营与灰色玩家，真正被夹在中间的，正是广大热爱演出的普通观众。
如今，国内黄牛的最高阶水平，已经是平台默许、机制缺失的系统性产物。如果监管仍停留在打个别、抓现行的思路，那永远只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票务改革，必须将问责的焦点从“黄牛个体”转向“企业机制”，从“违法行为”转向“未设防控”。
正如英国出台的“最严监管令”所昭示的那样，不作为，本身就是一种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