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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2025年4月11日，乔治城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立之，在上海中信书店江湾里店进行了新书：《从点击到繁荣：中国电商的政治经济学》（英文书名：From Click to Bo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mmerce in China）分享会。本次活动由林垚主持。本文为时差播客与澎湃新闻合作刊发的文字稿。

林垚：我读完这本书以后特别激动。2007年我出国读博的时候，中国已经有阿里巴巴等电商，但那时电商在我们生活中还没什么存在感。出国后，我在美国买了一部电脑，它预装了易趣（eBay）。当时我对于在网上买东西、在网上交易感到非常新鲜，因为我在中国没有太多此类体验。在读博期间，我的老师也和我们讨论，在中国是不是因为这方面的法治建设还不够完善，民间的信任尚未完全建立，所以电商平台尚未搭建完善。那时候美国已经有亚马逊、易趣，但中国还什么平台都没有。这是那时候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结果20年间，天翻地覆，大家都在拼命地想要寻找答案——电商为什么会在中国如此成功？反观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电商，似乎都没有取得这样规模的成功。很多人尝试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但研究题目本身难度很高，很多答案不得要领，也有很多人放弃。所以在读到这本书以后，尤其是看到刘老师用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从定性到定量，从访谈到随机试验，挖到了别人触及不到的数据库，可以说这样的研究是我们政治学学者的骄傲。而且刘老师用这些方法搭建出了非常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超越了主流学界过去二十年的想象。

刘立之的电商研究之路

林垚：在聊具体的理论，书里的方法、案例之前，我想先从比较轻松的话题说起，刘老师能不能谈谈你是怎么走上政治学研究的道路，又是怎么开始做电商研究的？刘老师在书里提到，在政治学界，电商研究一直是大家不太触碰的问题；反而在社会学或其他领域里，研究电商的人稍多一些。有些声音会质疑，电商研究的政治性在哪里？在政治系的大环境下，你的研究有没有遇到阻碍或被冷落？

刘立之：谢谢林老师的介绍。我最初对政治学感兴趣，是因为关心如何增进社会福祉。或许每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都曾怀有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愿望。刚读博士时，我原本打算研究国际关系。至于后来为什么转向电商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与我当时的心境密切相关。

在美国读社科博士是一段极其漫长的旅程，通常需要五到七年。我常常感到一种“沉甸甸的稀薄感”：沉重，是因为学术研究没有标准答案，充满试错与挫折；稀薄，是因为进度缓慢却要求持续推进，极度依赖自驱力。所以我那时就在想：既然这个过程本身并不轻松，那我至少得做一个让我觉得兴奋、有意思的项目，这样才不至于虚度时光。

选择电商作为研究对象，除了让我感到兴奋，也带有某种“学术叛逆”。博士早期，我们会逐渐习得一种学科的“世界观”——理解现实的理论框架。但学到一定程度后，我开始怀疑：这些理论真能解释现实吗？它们是否有选择性地挑取案例，以验证自身？我想通过一个鲜活的议题，比如电商，重新接触现实。

其实2013年前后，海外学界对中国互联网已有浓厚兴趣，但多数聚焦于社交媒体和信息治理。但我意识到，互联网还有一个经济功能——如果我们要理解互联网如何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绕不开经济问题。就在这时，一位好友告诉我，已经有很多农民在偏僻的村落利用电商，把产品卖到全国甚至全球。这让我非常激动，因为城乡差距是我长期关心的问题。而电商似乎打破了“资源只向城市集中”的格局，为边缘群体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赋权。我当时还去了淘宝组织的首届电商峰会，非常激动地看到了互联网的经济功能对很多人生活的改变。我由此坚定了做这项研究的决心。

但对一名政治学博士生来说，这并非“安全”选题。我也因此遭遇不少质疑：电商是商业问题，它和政治学的关联在哪？在那个时候，硅谷与华盛顿还没有很深的交集，政治学界对科技议题也不怎么感兴趣。许多老师善意提醒我，这个项目可能太早、太冒险。因为在那个时候，阿里还没有在美上市，马云等中国科技巨头在海外知名度不高，相关研究也缺乏基础。

但很幸运的是，我的导师戴慕珍教授（Jean C. Oi）理解并支持我。她说，虽然她也不确定电商的“政治性”在哪里，但她了解中国：在中国，任何涉及商业的现象，背后一定与政治、治理、国家密切相关。这让我意识到，这个项目不仅可以做，而且值得做。

林垚：之后我们也会聊聊你遇到的困难，以及你如何克服困难。我们不妨先来谈谈这本书到底都在讲什么？书中提出的理论到底是什么？一方面这个叛逆性的题目是很难做的，需要研究者用不同的方法，去挑战自我。另一方面，它跟主流的观点有差距。在过去，大家预测中国的电商做不起来，因为民间缺乏信任，缺少法治精神的托底等等。但是书中提出了一个很巧妙的视角，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恰恰是因为缺乏了某些东西，所以才给了电商一个野蛮生长的机会。我的介绍比较粗浅，还是请刘老师来展开介绍一下书中的理论。

刘立之：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制度如何建立，而中国电商的崛起揭示了一条数字化制度发展的路径。

中国电商的成功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悖论：起初，中国并不具备电商发展的理想条件，然而最终的发展速度却远超西方。2000年初，中国电商市场规模很小，发展条件也远不如西方成熟。例如，西方信用卡普及，消费者网购遇到问题可通过信用卡公司维权；假货较少，消费者信任度更高；再加上浓厚的消费文化氛围，许多人曾预测电商最先在西方蓬勃发展。但事实是，在过去20年里，中国电商实现了高速增长，如今已占全球近50%的在线零售额，远超欧美市场。正如马云所说，电商在西方是“甜点”，在中国却是“主食”。

为什么很多人未能预见中国电商的崛起？一个核心障碍是“信任”的建立。电商是一种高度依赖制度保障的市场形式。与线下交易相比，网购具有更强的“陌生人交易”特征：看不到卖家、摸不到商品，却要先付款、再等待发货。在早期，平台上多是无品牌的小商家，假货问题严重，消费者缺乏安全感。一般而言，在法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人们倾向于和熟人交易，而电商却要求在缺乏熟人关系的情况下构建可信交易机制。信任难以自发生成，唯有制度建设才能为其提供保障。一旦欺诈行为得不到惩罚，市场信任就会崩塌，交易无法持续。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二十年前面临着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类似的法治短板，却在短时间内构建出了一个高度依赖制度支撑的电商市场，实现了在发展中国家中极为罕见的陌生人之间的小额高频、大规模、跨地域交易。那么，这一电商市场所需的制度基础究竟从何而来？

我的研究发现，这一制度并非完全由政府直接供给，而是在政府与市场，尤其是政府与数字平台企业的互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我将这种现象称为“制度建设的外包”（以下简称“建制外包”）——即政府将部分制度建设与执行的功能，通过默许或合作的方式“外包”给平台企业。

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难以推动经济发展，根源在于缺乏成熟的法治体系，而政府短期内又难以建立起强有力的市场制度。中国电商的兴起则展现了一种不同的路径：政府通过“外包”形式推动制度建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平台公司在制度探索与试验中的角色持鼓励和默许态度，甚至开展合作。这种外包式制度建设为电商市场提供了基础支撑。

典型的制度机制包括：平台担保支付系统、反欺诈机制、便捷退货制度等。这些不仅是商业工具，更是维系市场信任的关键制度安排。一旦线上平台的制度体系趋于成熟，国家也可以借助其强大的数据能力和执行能力，来推进部分法律的实施与落地。

建制外包——一种策略性的行动？

林垚：当我们谈论建制外包时，我们可以思考：国家是策略性地、有意地去外包，还是事后想要收回，但为时已晚？这个过程可能存在部门利益之间的相互推诿：有的部门想要收回，有的部门想要外包，有的部门根本无所谓，或者压根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思考这个问题能帮助我们去理解国家的意图或策略，分析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角色。

另一点，外包就意味着肯定有一个承包方，刘老师在书里面也提到，原来易趣那么早就进入了中国。2003年，易趣曾试图在中国进行试点，后来放弃了。作为背景，2003年易趣收购了PayPal，采用了后者的支付系统。假如当时有一个建制外包的空间，如果我们认为国家允许或者鼓励外包，为什么那些外国的平台和金融机构没有去承揽这些业务？最后反而是淘宝这些本土企业开始做这些业务。这背后外国公司机构有什么考虑，是因为他们水土不服，不愿意投入成本？还是说这些公司觉得作为外人，去承包这些业务，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碍，所以干脆放弃这个市场？这中间有没有一些更具体的政策因素，导致了本土企业和外国企业在这个方面的不同选择？

刘立之：这些问题都特别好。

首先，关于建制外包，我想补充几点。国家最核心的职能之一是制定并执行规则，通常依赖于法律体系来实现。然而在电商发展初期，法律制度尚不完善，执行也面临诸多障碍，难以有效保障交易双方的权益。在这种背景下，平台不得不构建起一套“私有制度”，以确保合同履行。

例如，平台推出担保支付机制、防欺诈系统，以及“闲鱼小法庭”等在线陪审团制度来解决用户纠纷；其他保障机制还包括“七天无理由退货”、运费险等。这些制度使平台在事实上承担了制定和执行规则的双重角色。一旦这些制度形成，由于平台在技术和信息上的优势，它们也成为协助国家执行难以落地规则的重要力量。如今，平台企业已承担起大量原本属于公共部门的职能，而这一过程多是在政府默许甚至正式合作的框架下完成的，即我所说的“外包”。过去，人们常将国企与私企的主要区别视为是否承担国家政策任务，而如今，这一界线正变得模糊：大型私营平台企业也日益成为国家治理职能的重要承载者。

刚才林老师问，这种外包到底是不是有意为之？

我将“外包”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法理意义上的外包，我称之为“显性外包”，这里面的政府意图特别明显。因为它涉及政企合作项目的启动，以及合同或战略协议的签署。近年来，包括电商平台在内的各类平台公司，与中央部委、各级地方政府，签订了大量战略合作协议，这是政府主动将部分职能交由企业承担的典型例子。例如，朝阳警方与阿里合作开发反诈系统，许多平台公司负责的在线监管与执法工作，实质上也是在与警方合作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法律执行的外包行为，已经超越了零售或线上市场范畴，触及更传统的国家治理领域。例如支付宝与警方联合推出“团圆”系统：一旦有儿童失踪的预警信息，系统会向周边用户的支付宝账户推送提示，以协助警方寻找被拐儿童。这种合作模式有非常明确的协议安排，将部分执行职能授权给了企业，当然是有意为之。

此外，还有一种“默许型”的外包，我称之为“实质性外包”。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既未明确授权平台可以承担某项职能，也未加以禁止。即便平台规则的创新对传统经济体系、既得利益造成冲击，政府通常也选择观望，不着急监管，默许其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不管，不是政府没能力管，也不是政府缺乏信息，而是政府为了给市场留空间的“战略性不管”（strategic nonregulation）。

这种默许给了平台公司极大的操作空间，使其能在制度空白地带展开一系列创新与制度执行的实践。在电商发展的近15年间，平台企业快速壮大，尽管伴随着不少争议，例如对实体零售的冲击、假货问题，包括支付宝和国有银行的张力等等。但从国家层面来看，这其实体现了一种“包容审慎”的战略性治理思路：即在制度尚未成熟之际，有意给予新兴业态更大的试错空间，书里面有很多的访谈证据、领导人讲话和新闻证明这种做法是有意为之的。

林老师提到的另一个问题也值得反思：为什么当年像易趣这样拥有压倒性市场份额（2002-2003年约占七八成）的企业，未能建立起一个电商帝国？阿里最初创办淘宝，其实是一种防御性策略——防止eBay进入中国蚕食其B2B市场。然而短短两年，市场格局就发生逆转：资源更有限的阿里反而击败了eBay，使其最终退出中国市场。

在平台经济当中，我们常说先发优势很重要，但在这个语境下面，拥有众多资源、有先发优势的一个外国公司，最后却节节败退。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是否对中国商业制度环境足够理解。平台公司要有意识地去弥补制度的不足，这个不足就是信任的缺失。

当时eBay采用在美国的电商模式，因为美国用户多数用信用卡支付，假货比较少，属于一种相对比较高信任的模式。eBay当时做电商模式的时候，基本就是把西方那一套搬到中国来了，但这套基于高信任基础的模式不足以让中国消费者信任。

阿里作为本土企业，更深刻理解中国市场中信任缺失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关键障碍，它开发了具备担保支付功能的支付宝，保障交易安全。又如，eBay长期禁止买卖双方直接沟通，担心用户私下交易导致平台失去抽成机会；而淘宝则认识到，建立信任才是促成交易的前提，因此允许用户通过“阿里旺旺”进行交流。这些平台设计看似技术性的安排，实则有效地回应并缓解了信任赤字。

一些人认为，eBay在中国败给阿里是因为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认为作为外企，eBay更难获得支付牌照等资质。然而事实上，阿里的支付宝在创立初期同样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而eBay败给淘宝是在支付宝获得支付牌照之前几年就已发生的。这表明关键并不在于政策壁垒，而在于两家公司对中国市场的理解迥异。中国本土平台企业更理解信任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从而推动出一套适合本土环境的在线市场制度。

林垚：书里面还详细地讨论了电商的崛起，它对中国政治经济生态的整个影响，包括对央地关系的影响，例如对农村的扶贫起到多大作用等等。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下，电商怎样去介入到央地关系中？在我看来，书中电商研究的政治性，一方面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建设由平台补足，但与此同时，在更传统的政治关系、在更垂直的央地关系之中，电商也起到了作用。

刘立之：电商不仅是对实体商业的替代，更是一种全国性的商业协调机制。传统上，中国的商业活动深受地域限制，企业在何处经营就受制于当地的法规与地方政府。中国并非一个统一市场，而是由多个地方市场构成，每个地区的政策和文化背景各异。然而，电商的兴起打破了这种地域割裂：无论买卖双方身处何地，只要进行线上交易，便自动纳入一套统一的平台规则体系。举例来说，买家可能在上海，卖家则位于江苏的某个村庄，双方却能基于相同规则完成交易。

这一跨区域交易体系对协调机制提出了极高要求。中国的治理体制以“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为基本特征，中央制定政策方向，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和细化。在电商兴起之前，大多数交易、生产在本地进行，能够卖到全国的企业是少数。然而，电商让无数中小商户和个体经营者也能参与全国交易。相比之下，电商让无数中小商户和个体经营者得以参与全国交易。据统计，每天有2亿至3亿个包裹在路上，背后对应的是大量跨省、去中心化、金额较小、但频次极高的交易行为——可以想象地方政府要监管这些交易非常不易，因为它需要不同地方政府之间有非常多的协作，而这种协调机制目前还不完善。

以纠纷处理为例，线下交易纠纷往往因买卖双方同处一地而便于处理。但当电商发展之后，很多卖家和生产商品的工厂根本就不在一起，他们只需要一部手机、一个账号就可以去联系工厂。现在的交易，只要把买方信息给到工厂，然后就可以直接从工厂发货。这就导致消费者和生产者，还有卖方不在同一个地方，而这样的交易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就导致纠纷特别难以解决。这种分散、异地的交易模式使得传统地方司法和行政干预手段面临挑战。以杭州余杭法院为例，因阿里总部设于当地，电商初期的大量纠纷集中于此，显示出区域法律资源与全国性市场间的错位。这也意味着，平台企业承担了大量的治理职能。

在调研过程中，我还注意到平台公司的“强势地位”。与传统实体企业（如房企）高度依赖地方政府不同，平台公司因其资产的虚拟性和高度流动性，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它们可以在多个地方政府之间谈判，争取更优政策支持。例如在开展扶贫合作时，平台往往会向地方政府提出前置条件，如提供土地、房屋、培训资源等。这种互动更像是商业谈判，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政企关系。

电商的兴起也重塑了央地关系。一方面，小卖家“上线”后，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显著减少，不像实体店一样那么依靠土地、执照等地方资源，也无需门店和即刻库存。相反，他们更依赖平台提供的流量、支付系统、物流与客服支持。另一方面，平台拥有的海量数据（维权）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势。例如，某大型平台曾与国家统计局合作，基于一篮子在线商品价格编制“网络版CPI”，为宏观调控提供数据支持。

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伴随着电商交易纠纷的激增，原本地方的问题可以地方解决，当电商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大市场之后，对全国统一治理机制的需求愈发迫切，“互联网法院”由此应运而生。买卖双方或其他纠纷主体可以在线进行远程庭审，在短时间内完成审理。这一制度创新在早期也得到了平台公司在技术与流程设计上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平台不仅是制度的适应者，也是制度创新的积极推动者。

林垚：从这点上能看出不同的国家一些共通的经济趋势，这几年硅谷的某些大公司、平台公司相对于地方政府的权力也很大。亚马逊就曾公开表示要在几个城市里选一个地方建仓库，问政府要不要来招标，给亚马逊提供税务优惠，最后选了一个为它提供最多优惠的城市。这些头部大公司、平台公司在地方政府面前似乎都是那种“膀大腰圆”的形象。

刘立之：是的，其实通过平台公司提供治理，既有利也有弊。关键在于，这套“私有制度”的质量高度依赖于平台之间是否存在良性的竞争，而非一家独大。

平台经济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特征。作为双边或多边市场，平台的核心不在于销售特定商品，而在于促进用户持续交易。买家越多，吸引的卖家也越多；卖家越多，又会吸引更多买家，从而形成自我强化的增长机制。一旦某个平台形成规模优势，它往往很难被替代，并可能不断扩张。

然而，平台一旦做大，就容易缺乏制衡机制。例如，它可能对用户和商家进行不对等压榨，如强迫卖家在本平台提供最低价格，限制其在其他平台上的定价权，这已构成对市场竞争原则的破坏。由此可见，平台主导的“建制外包”虽能填补治理空白，但若缺乏监管和竞争环境，其本身也可能成为新的问题源头。

因此，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建制外包也需要在国家有效监管下运作，使平台之间的相互竞争处在一个良性的状态，才能实现制度创新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林垚：这也呼应了你在书的最后部分提到的，在过去的五年里面，国家试图把这个建制外包往回收一点，但最后又开放了一些，这是一个不断校正的过程。2020年后，国家出于种种考虑，试图把平台的一些权力往回收。平台做大了以后，就有垄断性，它的权力会产生负面后果，带来包括侵犯数据隐私，压榨小商家等等。这个时候国家要选择出手纠偏。

但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呼吁。那么在政策层面，到底是这种呼吁促使建制外包被国家收回，还是因为先出现种种问题，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平台应该被限制？

刘立之：其实建制外包一直都存在。在2020年监管宽松的阶段，平台公司就拥有较大的制度创新空间；2020末至2023年中期则是强监管时期；而现在，监管有所放松，进入所谓的“常态化监管”阶段，强调“稳预期、增信心”。无论是此前、期间还是之后，建制外包从未中断，区别主要在于外包的范围与领域有所调整。比如目前在金融领域，国家可能更谨慎一点。

事实上，经历强监管之后，建制外包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制度化。越来越多的平台公司以“显性外包”的方式——通过与政府签署协议、在法理框架下明确其治理职责——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一方面，平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政府证明自身在公共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逐步认识到，平台在技术能力、数据资源与用户覆盖面上的独特优势，是推动有效治理的重要工具。现在面对一些经济监管问题，国家会委托让平台公司进行处理。

与此同时，一些法学学者的研究指出，许多平台公司在签订此类协议时，希望加入“避风港”条款，即在履行过程中如出现无意违规或违法行为，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豁免。这本质上是一种容错机制，有助于降低平台在承担公共职能时的合规风险。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监管与外包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政府之所以允许平台发展，某种程度上是对自身监管能力的自信。监管不仅是对平台行为的约束，也是在外包基础上确保其不偏离国家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我看来，监管与外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反而相辅相生。

关于监管的动因，它往往同时包含意识形态上的警惕与经济理性的考量，两者交织，很难截然分清。前者体现在对私营平台权力膨胀的担忧，甚至出现“平台公司应国有化”的声音；后者则包括数据安全、市场公平、反垄断等问题。这两类因素交织在一起，难以完全剥离。但前者——对于私有资本的警惕——应该说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在平台公司诞生之前也存在。而实际的监管行动，则更多是在平台规模不断扩张、与经济理性相关的结构性问题——如数据垄断、市场失衡等——进入公共视野之后才逐步展开。因此，从动因来看，经济理性无疑是推动平台监管的关键因素。

平台监管的难点在于如何把握尺度。一方面，平台制度创新本身需要一个宽容的政策环境和试错空间。以支付宝为例，其早期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但政府并未一开始就禁止第三方支付，而是给予其探索空间，最终颁发支付牌照，体现出制度的包容性。这种允许试验的环境，对鼓励平台创新至关重要。

但另一方面，如果平台权力缺乏有效约束，也可能带来市场失灵和治理风险。未来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控制平台负外部性的同时，不抑制其制度创新能力。这种平衡，对平台治理本身，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都是至关重要的。

电商崛起如何影响农村经济

林垚：书中另一个有趣的观察是，电商崛起后对农村经济，以及农村家庭福利造成的影响。你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结论，对于到底谁在农村里面富起来了，谁获得了电商经济的好处进行了细分。能不能详细谈谈这部分研究？

刘立之：农村电商是我一开始对电商感兴趣的原因。当时我去山东湾头县做调研，这个村位于黄河的入海口，土地极其盐碱化，耕种非常困难。当地人就用一个湖边的蒲草、柳条作为原材料做草柳编，在线下进行售卖，但市场很小。大概在2006、2007年，有一些村里面出去的大学生开始在线上卖草柳编，很快致富。村民们纷纷效仿，整个村子都富起来了，村里甚至出现了非常多的电商广告。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访谈，是在春节物流停运的时候，在寒风凛凛的大街上采访一个卖鱼的大爷。卖鱼是他的老本行，物流停了他就回去卖鱼。而他之所以做电商，是因为他的儿子开了一个网店，他帮儿子做客服。最神奇的一点是，虽然大爷不太说普通话，但却会拼音打字。他做电商前从来没有用过手机和电脑，所以输入都是“一指禅”：靠一根手指打字。

包括我当时还去徐州的东风村，这个村是做垃圾回收的，以前比较贫困。村里有个年轻人在外地打工，在上海进了宜家的家具店，发现这种拼装的家具很简单，在村里也能做，如果卖到线上说不定能发展。结果他回到村里面，想找一个木匠，没想到村里没有做家具的木匠，最后找了一个做棺材的开始做家具。谁料这一下促进了整个村子的经济，现在村里电商发展非常好。

在这些地方，电商要么是把一个线下的市场、产业卖到网上，要么就是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一个当地的行业。原来有一种说法，农村是一种信息孤岛，产品很难卖到全国市场。但电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市场准入的入口，很快大家都富起来。

过去，中国也在尝试很多扶贫的方式，也提出过电商扶贫。电商扶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电商引入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地方政府乐于促成这个项目，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农产品销售渠道，甚至可能让一些在外打工的人回到村里去。平台公司也想推进这一项目，因为电商在城市里面已经触顶了，而中国有这么多的农村人口，如果能卖到农村去，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基于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就想，这些因为电商致富的村子可能很特殊，比如本身有创业带头人，或者生产适合在网上卖的产品。但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不具备这些特殊条件。那么如果把电商引入到一个普通的农村地区，能不能产生同样的效益，能不能复制那几个村子的成功经验？也就是说，从普遍意义来说，电商下乡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经济效应？

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在做一个叫“千县万村”的计划，计划是在三至五年内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把电商引入中国的10万个村。10万个村占到中国所有行政村的六分之一，数量很大。

在这项研究中，我与合作者采用了经济学中最为严谨的评估方法之一——随机对照试验（RCT）。这是目前衡量某一行为或干预是否有效的标准方法。

我们在100个村庄中随机选取了试验组和对照组各一组，这两组在人口结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基本相当。我们随后在试验组中推动电商接入，而对照组暂时不予接入（当然，出于伦理考虑，一年后所有村庄都会被接入）。如果试验组在接入电商后，村民的福利、交易行为等发生了显著变化，而对照组没有类似变化，那么这些差异就可以归因于电商的引入。

那么，当时是如何在村里“接入”电商的呢？以阿里和京东为例，它们在村里设立了一个电商服务站，外观看上去像一家实体店，但店里并没有太多商品。主要配置是一台电脑和一个显示器。村民可以走进服务站，由一名受过培训、返乡的大学生协助他们操作电商系统。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因为平台意识到，农村电商推广困难的核心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和数字技能的缺失。许多村民既没有在线支付账户，也不了解网购或网销的流程。因此，需要一个“中间人”来帮助他们完成操作，并在过程中学习如何买卖，从而真正融入数字经济体系。

这个电商服务站除了解决信息问题，还解决了物流问题。物流接入是电商下乡的关键。我当时做了一些调研和访谈，发现在接入电商之前，农村地区基本未被商业快递体系覆盖，主要依靠传统的邮政系统。许多偏远地区如果收到包裹，往往只是收到一张邮政的通知单，通常半个月或一个月才发一次，让村民去就近的县城或乡镇自取，包裹并不会送货上门。与此同时，商业快递公司由于订单量有限，也缺乏将服务延伸到农村的激励。因此，要真正让农村接入电商，不仅需要设立服务站点，还必须让物流真正“进村”，确保农民在网上下单后能实现送货到家。

所以我们研究当中所说的在试验组村引入电商，指的就是在这些村建立电商服务点，而这个服务点同时解决了信息和物流的问题。

这项试验持续了大约一年。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在“买”的方面，电商带来了消费的平权。对许多村民来说，福利的改善来自于他们突然可以在线上买到更多、更便宜、质量更高的商品。我们发现，在参与试验的100个村庄中，平均约有14%到15%的村民因使用电商而获得了显著福利——简单来说，就是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更好的商品。

这14%到底算不算多，很难简单下结论。但可以确认的是，这部分人确实通过电商获得了原先在本地买不到的商品，电商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由于这些村庄普遍贫困，人口外流严重，许多电商使用者实际上已经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和儿童，他们的消费能力较弱，使用频率也较低。

另一个相对令人失望的发现是在“卖”的方面没有观察到显著效应。实际上，无论是地方政府、阿里巴巴，还是国际组织，甚至其他国家，都对农村居民通过电商卖货的现象寄予厚望——他们希望农村老人能够转型为电商卖家。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后来我意识到，这背后其实涉及更深层的问题：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仅仅在于市场准入或交易机会，还包括教育、人才储备等基础能力的系统性不平等。尽管电商能提供市场准入，但要真正让农村居民实现“能卖”，电商之外还需要配套一整套支持服务。例如，近年来一些平台推出了农产品直播带货的业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但直播也有一定的局限，农产品由于其非标准化特性——比如：一个西瓜甜不甜，消费者在线上很难判断——也很难像标准商品比如衣服那样实现规模化销售。

所以总结而言，电商带来的消费平权是最直观的福利，但在“卖”的环节，农村面临的障碍仍然很大。

林垚：农村内部因为文化资本或各方面的差异，导致它作为卖方利用电商的能力和意愿和城市有所差别，最后我们会在农村内部观察到一种类似阶级分层的现象。我比较好奇，物流是不是发展农村电商的必要条件？

刘立之：是的。我们通过试验评估了农村电商是否能够带来福利，以及福利产生的主要机制。

具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电商带来的福利，究竟是通过电商服务站作为信息渠道（information channel）实现的，还是通过解决物流问题（logistics channel）实现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比较了两个不同类型的村庄：一类是在设立电商服务站之前就已接入物流的村庄；另一类则是在设站之前尚未有物流覆盖的村庄。对于前者而言，电商服务站主要起到了信息补充的作用；而对于后者，服务站则代表了信息和物流双重渠道的引入。

比较结果显示，物流是带来福利的关键因素。我们发现，最偏远、原本物流条件最差的村庄从电商接入中受益最大。这表明，电商在改善原本被边缘化的农村地区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村与村之间的发展差距。

但如果回到刚才所提的“阶层分化”问题，情况又有所不同。虽然电商缩小了不同村庄之间的不平等，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庄内部的不平等。在村庄内部，更年轻、收入更高、受教育程度更好的群体更容易使用电商、从中获益。换言之，尽管机会是一样的，只有一些特定的人群才能利用好这个机会。

林垚：在物流和信息服务站的建设方面，平台和地方政府是否有合作推动建设的尝试？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刘立之：地方政府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村村通”等工程显著改善了交通条件，使得到2000年代中期，中国超过90%的村庄实现了通路。同时，许多村庄也在这一时期接入了电话网络。只要有电话线，就可以实现拨号上网——虽然网速较慢，但已足以支持客服等电商的基础操作。

此外，地方政府在电商下乡的过程中也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例如，提供用于仓储的土地、房屋及装修，一些地区还给予物流补贴，并积极进行电商宣传推广，例如通过农村墙体广告等方式，增强农民对电商的信任和接受度。可以说，平台公司是电商下乡的主要执行者，但地方政府则提供了关键的支撑土壤。

林垚：最后一个问题，在研究者看来，你研究的问题很难，去获取数据，包括去做访谈，都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阻碍。那么你在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特别困难的地方，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刘立之：我在书的序言里面写过，很多人觉得写书像一个漫长的旅程，但旅程意味着你知道终点在哪儿。但是我当时的研究特别像一次冒险，因为我不知道终点在哪儿，也不知道能不能抵达。十年前开始做电商研究时，相关文献非常稀少，数据掌握在平台公司手中，而我一开始也并不认识电商行业的任何人。那时候的我，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充满热情，却毫无方向。

对我而言，虽然这个现象非常吸引人，但一切都是问题——甚至连我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什么，都是个问题。我只是有一种直觉：这个现象现在很重要，将来会更重要。

于是，我花了一年多时间走访了大量村庄，做了大量调研，记录了许多故事，对这个现象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如果只是做定性研究，这些材料可能已经足够了。但我的博士项目要求进行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我自己也希望能用数据做出更严谨的经济学测试。然而，当时最大的障碍就是缺乏数据，我一度因此想过放弃这个研究。

另一方面，北美学术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当时并不确定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这个研究项目，即使完成了，这个“非主流”的选题是否能帮助我找到教职也充满不确定性。正是在那个阶段，我开始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明明很有趣的现象，当时研究文献却很少——因为它太新，且实在太难做。那段时间我确实动摇过，也曾考虑换题，甚至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可能做不出来。

之所以最终没有放弃，一方面是我逐渐意识到，所有研究方法的意义，都应服务于真正值得回答的问题。我不想做一个虽然能产出大量数据、能发表论文、甚至有助于找工作的项目，但却不是我真正关心的题目。

另一方面，尽管这个研究过程非常困难，却也让我感到由衷地兴奋。比如我至今仍记得那个用“一指禅”打字的大爷，还有在田野中遇到的许多人，他们的故事至今仍让我深受触动。我会觉得：这才是我真正想研究的东西。于是当时就对自己说——要再坚持一下。

后来我也意识到，早期的田野经历虽然没有直接带来可用数据，但却是整个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那段田野工作虽然表面上对研究“产出”帮助不大，但却让我真正理解了电商这一现象，也让我对自己的研究建立起信心。同时，这段经历也让我与从业者之间建立了信任，最终促成了他们愿意参与试验。

就像林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研究其实非常难做。回头来看，它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确实需要一点运气，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坚持。

From Click to Bo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mmerce in China，Lizhi Liu，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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