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澳大利亚政府投入了数十亿激励资金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投资，但企业在研发（R&D）上的投入仍然低迷。

在这些措施失效之后，澳大利亚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机构之一准备对那些不进行最低研发投入的大企业征收税金。

“政府和企业在研发上的长期投入不足，如今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澳大利亚科学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首席执行官安娜-玛丽亚·阿拉比亚（Anna-Maria Arabia）表示。

正值政府着手寻找提振国家生产力与经济增长的新路径之际，澳大利亚科学院呼吁对年营收超过1亿澳元的大企业设立“可返还型征费机制”，即企业要么将其营收的一定比例（如0.25%或0.5%）用于研发，要么交出同等金额由政府投资于创新项目。

科学院指出，生产力的提升离不开大幅增强的研发投入。

“这不仅是我在说，财政部、生产力委员会也都在说，”阿拉比亚直言不讳地批评澳洲企业的“自满”。

她并不孤单。

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詹妮·戈登（Jenny Gordon）曾任外交与贸易部（DFAT）首席经济学家，也支持更有效地资助研发。

“我不确定是否该称之为‘惩罚’，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激励机制，”她说。“这是一种替代方式，能为研发筹集长期可靠的资金来源，不再完全依赖于政府的预算拨款。”

根据生产力委员会2023年的报告，澳大利亚企业在创新方面“未能跟上步伐”。

疫情前，哈佛增长实验室发布的《经济复杂性指数》曾将澳大利亚排在第93位，落后于哈萨克斯坦、乌干达和塞内加尔，仅略高于巴基斯坦和马里。

科学院指出，相较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澳洲企业在研发上的持续投入不足已形成325亿澳元的“投资缺口”——目前澳洲的R&D占GDP比重仅为0.89%，远低于OECD平均的1.99%。

设立此类征费机制，正是为了迫使企业增强创新投入，确保澳洲经济的未来。

“我们已经退无可退，”阿拉比亚表示。“在这个技术迅猛发展的动荡世界中，我们必须倾尽所能推动发展。那种几十年来的安逸状态，已经不再适用。”

悉尼科技大学（UTS）创新特别顾问、联邦科研机构CSIRO董事会成员罗伊·格林教授（Professor Roy Green）对创新的益处深有体会。

他指出，澳大利亚企业长期依赖大学与政府研究成果“搭便车”。

“更严重的是，政府对研发在提升生产力方面的关键作用也不够重视。”

他认为，澳洲目前“生产力表现极差，政府现在试图补救……原因就在于我们失败的研发支持体系”。

各部门对R&D的投入普遍下降：高校、公共机构和私人企业无一幸免。

“公共研发投入影响甚微，”格林教授说。

“企业研发支出则大幅下降。唯一还能撑住局面的是大学，而这主要依赖于留学生学费收入——而我们又刚刚削减了这一收入来源。”

他补充道，过去澳洲曾通过类似手段（如上世纪90年代的企业培训保证金）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说明该策略可行。

随着政府的“经济改革圆桌会议”即将在下月于堪培拉召开，商界、工会、社区和专家们纷纷提交改革建议。

澳洲工商会（ACCI）的提交建议早于科学院发布征税方案，因此未直接回应该建议。

不过，工商会指出澳洲在创新领域落后的现状，并提出解决之道：

“这种表现不佳与更广泛的商业环境问题密切相关，包括私人投资疲软，以及过时的税收与监管制度，这些都抑制了创新动力。”

工商会建议联邦和州政府应确立长期政策承诺和清晰战略：对中小企业提供可退还的税收抵免；提供直接补贴和优惠融资方案；针对各阶段研发项目，提供低息贷款。

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工业集团（Ai Group）也对政府关于R&D的讨论文件表示欢迎。

该组织首席执行官伊尼斯·威洛克斯（Innes Willox）表示：

“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构想澳大利亚的研发战略。产业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将他人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工具。”

“说白了，现有制度并未真正服务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Ai Group强调，R&D密集型企业通常能带来更强的就业增长和抗风险能力。

“R&D投资不只是学术课题，而是国家繁荣的关键驱动力，”威洛克斯说，并呼吁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

“所有方案都应摆上谈判桌，不能有任何‘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

“仅仅呼吁R&D支出占GDP的3%远远不够。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如何将公共研发商业化、如何加强产研合作等核心问题。”

随着圆桌会议临近，更多“大点子”浮出水面，澳大利亚的研发体系本身或许也将迎来一次深刻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