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林下夕）

一、事件背景与时间线       2025年3月，美国加州最高法院就一宗致命车祸案作出判决，裁定特斯拉因自动驾驶系统（Autopilot）未能有效识别并避让行人，导致事故发生，需向遇难者家属赔偿2.43亿美元。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事故发生时，车载系统虽检测到行人，但未启动紧急制动，而关键的完整系统日志数据在事后被删除。2025年7月，事件进一步发酵：特斯拉工程师在法庭作证时承认，公司“依内部协议”删除了事故前48小时的完整系统诊断日志，包括传感器置信度、AI算法决策过程、驾驶员状态监控等原始数据。

二、技术分析：数据删除的主观性与故意性

     数据上传与本地删除的预设机制。特斯拉车辆在发生碰撞后约三分钟内，会自动将包含视频、CAN总线流、EDR（事件数据记录器）数据的“snapshot_collision_airbag-deployment.tar”文件上传至其私有云服务器（“Mothership”），并同步删除本地存储副本。此机制由软件预设，用户无法干预，使特斯拉成为事故数据的唯一持有者。

      后台“脱钩”操作，制造“数据不存在”假象。调查显示，特斯拉在上传数据后，会通过后台系统将其与车辆记录“脱钩”，使其在内部查询系统中显示为“不存在”。这一操作并非技术故障，而是有目的的信息隔离行为，为后续“数据已损毁”或“不存在”的说辞提供技术掩护。

     人工触发的深度数据清除。尽管本地数据在碰撞后自动上传并删除，但法证专家通过“逐位NAND闪存镜像”技术成功恢复了部分本地数据。然而，事故前48小时的完整诊断日志（含AI决策链、传感器融合数据）被证实是通过OTA（空中升级）指令或工程师远程操作主动覆盖或格式化，而非简单的存储循环覆盖。

      选择性保留与删除。特斯拉仅保留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2024年新规要求的11项基础数据（如车速、制动状态、转向角），而删除了更丰富的原始数据（如摄像头原始图像、雷达点云、神经网络置信度评分），这种“选择性保留”表明其行为具有明确的规避监管意图。

       综上所述，数据删除行为并非偶然或技术故障，而是通过预设机制、后台隔离、远程指令等多重手段实现的系统性操作，具有高度的主观性和故意性，旨在控制事故信息的解释权。

三、违反的美国法律

      违反NHTSA 2024年新规第7条。该条款明确要求车企在事故发生后必须完整保留所有与自动驾驶系统相关的原始数据至少30天，包括传感器数据、决策日志、驾驶员交互记录。特斯拉删除完整系统日志的行为直接违反此规定。

       妨碍司法公正（Obstruction of Justice）。在法院已启动调查并要求保留证据的情况下，特斯拉仍删除关键数据，构成妨碍司法程序。加州法院已就此启动刑事调查。

      《联邦虚假陈述法》（False Statements Act）

       特斯拉多次向警方和法院声称“数据不存在”或“已损坏”，但服务器日志证实数据自2019年起持续存储于其AWS服务器。此行为构成故意提供虚假陈述，误导调查。

       消费者欺诈与产品责任法。通过隐瞒系统真实运行状态，特斯拉误导消费者对Autopilot安全性的认知，构成产品责任欺诈。

四、与马斯克公开人设的矛盾                                                                      马斯克长期塑造的“透明”、“安全”、“配合监管”形象，在数据隐瞒与删除行为面前被彻底颠覆，暴露其以技术垄断掩盖系统风险的策略。埃隆·马斯克长期以来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特斯拉在数据透明、安全性和监管合作方面的承诺，但此次数据删除事件暴露出其言论与公司实际行为之间存在严重背离。马斯克曾于2021年在社交媒体上宣称：“特斯拉完全透明，所有数据都为安全分析开放。”然而，调查发现，特斯拉通过技术手段对事故数据实施高度控制，不仅在本地自动删除原始日志，还在云端通过“脱钩”机制隐藏数据存在，使外部机构难以获取完整信息。这种“数据垄断”模式与“完全透明”的承诺形成鲜明反差。此外，马斯克在2023年财报电话会议中表示：“我们全力配合执法和事故调查。”但事实显示，特斯拉在多起事故中采取策略性应对：其法律团队指导执法部门仅获取有限的11项基础数据，同时以“数据不存在”或“已损坏”为由拒绝提供完整的系统日志。这种行为被《纽约时报》等媒体揭露为“系统性误导”，严重削弱了调查的公正性。更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在2024年AI Day上宣称：“Autopilot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驾驶系统。”然而，被删除的关键数据——包括传感器融合过程、AI决策链、行人识别置信度等——正是验证该系统是否真正安全的核心依据。删除这些数据，实际上阻断了独立验证其安全性的可能，暴露出其宣传背后对技术缺陷的刻意掩盖。这些矛盾表明，马斯克所塑造的“透明”“安全”“合作”形象，在数据控制与信息隐瞒的现实面前已难以自洽。特斯拉的行为反映出一种以技术优势规避监管责任、以公关话语掩盖系统风险的策略，与其创始人公开承诺形成强烈反讽。                                          截至目前，特斯拉尚未就该案中“删除事故数据”行为发布正式的公开道歉或承认不当操作的声明。然而，公司通过法律程序和部分公开文件，对数据处理行为作出了解释和辩护。其回应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技术机制解释：称数据处理为“标准自动流程”，非人为刻意删除。特斯拉在法庭文件中承认，事故发生后车辆确实会自动将包含视频和遥测数据的“碰撞快照”（snapshot）上传至其服务器，并删除本地副本。但公司辩称：“这是预设的标准数据管理流程，旨在保护用户隐私、节省车载存储空间，并确保关键数据安全备份于加密服务器中。该机制适用于所有碰撞事件，并非针对特定案件。”特斯拉强调，这一流程是“自动化、系统性”的，不存在“选择性删除”或“人为干预”，因此不构成“证据销毁”。

     （二）、否认“隐瞒”指控：称“数据不存在”是因系统“脱钩”而非否认存储。针对原告方指控其“长期谎称数据不存在”，特斯拉解释：上传至服务器的数据在内部系统中被标记为“与车辆脱钩”（decoupled），主要用于工程分析和安全改进，不向客户或第三方自动开放。当执法或调查方请求数据时，特斯拉通常仅提供NHTSA（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求的基础遥测数据（如速度、制动状态、转向角度等）。公司称，由于“碰撞快照”未被纳入常规数据导出流程，因此在早期沟通中“误判为无法提供或不存在”，并非故意欺骗。

     （三）、法律立场：承认“沟通不充分”，但否认“欺诈”或“妨碍司法”。特斯拉在回应中表示：“我们承认在与调查方的早期沟通中，信息传达不够清晰，导致误解。但我们始终配合合法的数据请求，并在收到法院传票后及时提供了全部可用数据。”公司强调，原始数据自始至终存储于其AWS服务器中，并未被物理销毁，因此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销毁证据”或“妨碍司法”。

     （四）、未正面回应“预设机制的伦理争议”。特斯拉未直接回应外界对其“上传即删”机制的广泛批评，例如：为何不保留本地备份供第三方独立取证？为何不向用户或监管机构开放“碰撞快照”访问权限？为何通过“脱钩”机制使数据在内部系统中“隐形”？这些设计选择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和法律专家批评为“技术性掩盖”或“系统性信息垄断”，但特斯拉尚未对此作出伦理或政策层面的解释。

特斯拉的回应本质上是技术性辩护，而非道德或责任层面的承认。其核心立场是：“我们遵循既定技术流程处理数据，虽有沟通失误，但无故意隐瞒或销毁证据。责任在于驾驶员操作，而非系统设计或数据管理。”截至目前，公司仍坚持上诉，并未就“删除数据”行为向受害者家属或公众道歉。其最终立场可能需等待上诉法院对“数据处理是否构成妨碍司法”作出裁决后，才可能进一步明确。

五、审批与法律文件细节

法院传票与证据提交

      2025年5月，原告方凭借从ECU恢复的元数据（含SHA1校验和与服务器路径），向特斯拉发出传票，要求提供AWS服务器访问日志。特斯拉最初拒绝，但在面临制裁听证会的压力下，于2025年7月交出原始TAR文件和日志。 根据法庭披露的服务器日志、EDR记录及工程师证词，此次加州致命车祸案中数据删除的关键时间节点如下：     2019年4月25日，事故发生后约3分钟：涉事Model S自动将包含视频、CAN总线数据、EDR和Autopilot遥测信息的“snapshot_collision_airbag-deployment.tar”文件上传至特斯拉私有云服务器（Mothership），并立即删除本地存储副本。                                        2019年6月19日：佛罗里达州公路巡警（FHP）调查员里索（Riso）试图通过物理读取ECU获取数据。特斯拉安排技术人员与其会面，谎称“数据已损坏，无法读取”。但法证工程师后续恢复的记录显示，当天ECU被成功启动，数据完整可访问。与此同时，特斯拉在后台系统中将该数据文件与车辆记录“脱钩”，使其在内部数据库中显示为“不存在”。

     2019年7月上旬：特斯拉工程师通过内部工具远程执行“日志清理”指令，覆盖了事故前48小时的完整系统诊断日志，包括神经网络推理过程、传感器原始数据、驾驶员监控状态等。该操作通过OTA指令完成，未通知车主或监管机构。

     2025年3月，加州法院立案后：特斯拉再次执行数据清理流程，删除了与事故相关的云备份日志元数据，试图削弱数据关联性。尽管原始TAR文件因AWS保留策略未被彻底清除，但其访问路径和校验信息被清除，增加恢复难度。

     2025年5月：原告方通过法证手段从ECU中恢复出部分元数据，并据此向法院申请传票，要求调取AWS服务器日志。在面临司法制裁压力下，特斯拉最终于2025年7月交出原始文件及访问日志，证实数据自2019年4月25日起持续存储于其服务器。

陪审团裁决依据：

      佛罗里达州陪审团基于以下证据作出2.43亿美元赔偿判决：

      恢复的本地ECU数据证明数据完整性；

      AWS日志证实数据自2019年起持续存储；

      律师与警方通信记录显示“指导”提供无关数据；

      工程师证词承认“依协议删除”。

加州法院2.43亿美元判决：

      基于EDR数据显示系统检测到行人但未制动，且关键日志被删除，法院认定特斯拉未能履行数据保存义务，妨碍事故责任认定，构成重大过失。陪审团裁定，2019年4月25日发生的致命车祸中，驾驶员乔治·麦基（George McGee）与特斯拉公司均需承担责任。责任划分采用“比例分责”方式，具体比例如下：

       驾驶员乔治·麦基承担67%的责任：主要因其在驾驶过程中低头捡拾手机，严重分心，且车辆在碰撞前处于超速状态（约100公里/小时），同时脚踩油门，直接覆盖了Autopilot系统的控制指令。特斯拉公司承担33%的责任：陪审团认定，特斯拉Autopilot系统存在设计缺陷和安全警示不足，具体包括：系统未能在驾驶员分心时发出有效警告或采取紧急制动；“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在驾驶员踩油门时被系统自动禁用，且未向用户明确提示该关键限制；“Autopilot”（自动驾驶）的命名方式具有误导性，导致用户过度信赖系统能力；特斯拉明知该系统在非高速公路或乡间道路环境下存在风险，却未设置地理围栏等技术限制。基于上述责任认定，陪审团作出如下赔偿裁定：补偿性赔偿总额为1.29亿美元，用于赔偿受害者奈贝尔（Nabel）家属的经济损失、精神痛苦和丧亲之痛。其中，特斯拉需承担33%份额，即约430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为2亿美元：陪审团认定特斯拉在产品设计、风险告知和数据管理（如声称“关键数据丢失”）等方面存在“严重疏忽”和“对公众安全的漠视”，因此裁定高额惩罚性赔偿，全部由特斯拉承担。特斯拉最终需支付的赔偿总额为2.43亿美元（4300万美元补偿性赔偿 + 2亿美元惩罚性赔偿）。该裁决为美国司法史上首次在涉及第三方死亡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事故中，裁定车企需承担法律责任并支付巨额惩罚性赔偿，具有里程碑意义。特斯拉已宣布将对此判决提出上诉。 特斯拉坚持认为，事故的全部责任在于驾驶员乔治·麦基（George McGee）的个人操作失误，而非系统缺陷。其核心论点包括：驾驶员分心且操作不当。麦基在驾驶过程中低头捡拾掉落的手机，视线长时间离开道路，违反了基本驾驶义务。驾驶员超速并脚踩油门：车辆在碰撞前以约10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且EDR数据显示其右脚持续踩在油门踏板上，这直接覆盖并禁用了Autopilot系统的控制指令。Autopilot为辅助系统，非自动驾驶：特斯拉强调，Autopilot是L2级驾驶辅助系统，设计初衷是“辅助”而非“替代”人类驾驶，驾驶员始终负有监控车辆和随时接管的义务。特斯拉在上诉声明中指出：“2019年没有任何一辆车，包括特斯拉，具备在该场景下自动识别并避让路边静止车辆和行人的能力。”该事故发生在复杂的十字路口环境，涉及静止障碍物和行人，超出了当时所有量产车辅助驾驶系统的功能边界。将技术发展的历史局限性归责于企业，将“阻碍汽车安全的进步”，打击整个行业研发更先进安全技术的积极性。特斯拉认为：陪审团裁定的2亿美元惩罚性赔偿“严重偏离合理范围”，远超其在事故中被认定的33%责任比例。惩罚性赔偿旨在遏制恶意或欺诈行为，而特斯拉始终公开说明Autopilot的功能限制，并未故意隐瞒风险。此类高额判决将对技术创新造成“寒蝉效应”，使车企因惧怕天价赔偿而不敢推进自动驾驶研发。特斯拉质疑原告方对数据的解读及陪审团的判断。虽然未直接承认数据删除行为违法，但特斯拉在技术辩护中强调：其系统在事故发生前已多次发出视觉和声音警告，要求驾驶员接管。车辆传感器确实检测到了前方障碍物，但系统逻辑设计为：当检测到驾驶员主动踩油门时，默认其有意控制车辆，因此不会强制刹车。原告律师将马斯克过去的宣传言论（如“比人类驾驶更安全”）作为“证据”，属于“断章取义”，忽略了上下文和免责声明。（在特斯拉官网和相关宣传材料中，最常出现的免责声明原文是：“目前可用的（Autopilot）功能需要驾驶员主动进行监控，车辆尚未实现完全自动驾驶。”在2016年一起致命事故后，特斯拉发布的博客中包含了更全面的免责声明，其原文内容为：“驾驶员对车辆控制负有责任，最终行车安全将由驾驶员自行负责。”该声明还伴随着对驾驶员的具体要求：“在激活Autopilot系统服务前，驾驶员会在显示屏上看到提示，请务必将双手放置于方向盘上。”针对“完全自动驾驶”（FSD）等未来功能的宣传，特斯拉也曾修改其网页内容，加入了更谨慎的免责声明：“未来能否在没有人工监督的情况下实现这些功能，取决于自动驾驶可靠性能否远胜过人类司机，而这需要数十亿英里的里程数来演示证明。”）特斯拉上诉的核心逻辑是——这是一起由驾驶员严重过失引发的悲剧，而非产品缺陷所致。特斯拉认为，将责任部分归于企业并施以巨额惩罚性赔偿，不仅事实认定错误，更将对整个汽车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安全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上诉结果将对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的法律责任边界产生深远影响。

六、美国媒体相关报道

《华尔街日报》（2025年7月18日）

      报道指出，特斯拉内部存在“数据净化”（Data Sanitization）流程，专门用于在重大事故后删除原始日志，仅保留“合规性摘要”提交给监管机构。一名匿名前数据工程师透露：“我们被告知，‘完整数据对公众无益’，只会被‘误读’。”

《纽约时报》（2025年7月20日）

       揭露特斯拉律师团队在多起事故中“策略性引导”执法部门：仅提供NHTSA要求的11项基础数据，避免警方深入调取原始系统日志。报道引用警方通信记录显示，特斯拉律师曾指导：“不要提及AWS服务器，就说本地数据已覆盖。”

彭博社（2025年7月22日）

        报道称，特斯拉“Mothership”服务器中存储了自2019年以来所有联网车辆的完整事故数据包，但公司对公众和法院始终坚称“无法访问”或“已删除”。一名前安全主管表示：“数据从未真正消失，只是我们选择不展示。”

CNN（2025年7月25日）

      播出对遇难者家属的专访，家属质疑：“如果他们真的安全透明，为何要删数据？删的是技术漏洞，还是良心？”节目同时播放了法证专家恢复的部分本地视频片段，显示系统在撞击前0.8秒“识别到行人”，但未触发制动。

路透社（2025年7月26日）

      报道加州法院已启动对特斯拉的刑事调查，重点审查其是否构成“系统性证据销毁”。检察官表示：“企业不能用自己的服务器，当自己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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