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核心观点

特朗普第二届任期以来，再次挥舞起“关税大棒”，通过芬太尼关税、对等关税、行业调查关税等一系列措施，意在一举多得地提高美国财政收入、降低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等多个目标。各国在美国的关税施压下，被迫接受美国的条件，纷纷与美国签订贸易协议，在关税、投资、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对美国让步。这一过程看似是各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博弈，但实质上动摇了传统的自由贸易体系，逐渐重构出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全球经贸新体系，国家间贸易关系、贸易规则面临被改写的风险。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供应国，是特朗普2.0时期美国经贸打压的主要对象，美国也在通过加征转口贸易关税、重构稀土供应链，试图进一步排斥与封锁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但是，在现实中，中国经济并未在美国贸易打压下受到太多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拥有雄厚的产业链基础、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需求体系，以国内国外双循环联动，提高了整体经济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主要观点：

（1）美国对外经贸施压与谈判，意在签署“美国优先”为核心的贸易协议。自4月份特朗普宣布启动“对等关税”以来，美国与各贸易伙伴国经过了试探、谈判、签署三个阶段的博弈，最终在8月前达成了多份贸易协议。回顾整个过程，特朗普利用关税的杠杆，试图实现国家财政收入、降低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等多个目标。各国在美国关税的施压下，先后对美国做出了妥协，愿意在对美关税、对美投资、对美采购、市场开放、数字经济等问题上对美国让步。整体来看，这些贸易协议均单方面满足了特朗普的诉求，具有明显的“美国优先”特征。

（2）全球经贸体系面临重构，新的经贸体系将重新塑造全球经济的秩序、关系与规则。在特朗普关税打压，以及一系列“美国优先”的贸易协议影响下，传统的自由主义多边经贸秩序遭到动摇，国家间经贸关系将不再依托于市场和供需，反而由国家权力和实力所决定。受此影响，WTO等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下降，经济民族主义、公平贸易思想开始成为全球经贸的新型叙事方式，同时，各国为了加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北美、欧洲、东亚等国的区域合作抱团趋势日渐加强，全球产业分工的区域化倾向明显。

（3）中国经济遭到了美国的打压和封锁，但整体经济受影响不大。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特朗普2.0时期，美国先后对中国施加了芬太尼关税、对等关税、实体清单、技术管控等多种制裁手段，中国也予以了对等反制，在4月份双方关税相互加征幅度超过100%。但是，这些打压并未对中国经济的整体造成实质性影响，据统计，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贸易依旧保持增长态势，在对美出口下降的同时，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国及时填补了美国市场的空缺。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产业链体系的完整与全面，作为全球最大的供应国家，其他国家的需求对中国保持着较为稳定的依赖。不过在局部领域，中国也受到全球经贸体系重构的影响，包括在美国加征转口贸易关税下部分产业链布局的变动、美国试图在稀土领域打造“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体系等。然而，这些局部变动并不会根本影响中国经济，中国在关键产业链的优势地位仍将继续保持。

风险提示

（1）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当前，特朗普在IEEPA下启动的关税面临被司法否决的可能，届时特朗普或将动用总统职权下的关税举措，包括301调查、232调查等，美国对外经贸关系将面临重大变动的风险。（2）中美在10月底达成经贸协议，但该协议只是一种框架性协议，中美战略分歧、经济结构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未来中美还存在着贸易摩擦、科技脱钩以及金融制裁的风险。（3）第三方将成为新的变量因素，在美国施压下，第三方国家或将被迫“选边站”，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或在科技制裁领域配合美国，以及在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链上选择“去中国化”，第三方将成为中国经济外部一大不确定性。

正文

一、美国贸易谈判进程梳理

4月2日对等关税宣布以来，美国与各国的贸易谈判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试探期。特朗普于2025年4月2日宣布对等关税，7天后即在国内外压力下宣布暂缓实施90天，标志着美国与各国“谈判期”的开始。

第二阶段艰难谈判。4月中旬至7月上旬的90天谈判期内，美国与各国开展密集的贸易谈判。然而，谈判纷纷陷入胶着，截止8月前仅与英国等少数国家达成协议或共识，这些少量的协议将成为美国后续与其他国家谈判的“模板”。

第三阶段签署协议。特朗普在对等关税“大限”临近时宣布展期至8月1日，后续，美国仍保持与印度、加拿大、墨西哥等未达成协议国家谈判，同时已达成的协议还可能因为争议性条款解释口径不一、美国对等关税司法诉讼结果而调整。

1、试探阶段：4月上旬

宣布对等关税。特朗普利用法律授权的“灰色地带”征收关税。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征收关税政策。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关税立法权，总统可以在国会授权下征收关税。特朗普援引国会的1977 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以“巨大且持续的贸易逆差”为由，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从而获得对全球征收关税的权力。然而，“贸易逆差”是国际贸易分工的必然结果，其是否属于“国家紧急状态”，以及总统是否能够直接动用关税权存在争议，因此特朗普借IEEPA法案向全球发起的贸易战一开始就存在合法性“隐患”。

暂缓对等关税。宣布后仅7天，特朗普就于4月9日宣布暂缓对中国以外国家的对等关税。暂缓对等关税的原因，一是美国“股债汇三杀”，特朗普国内压力大幅抬升。关税冲击导致美股下跌，美国国债罕见遭遇大量抛售，美元指数触及低点。白宫内部、企业高管、共和党人等均敦促特朗普重新考虑。二是中国、加拿大、欧盟等多个贸易伙伴表示将对美反制，中国还就美国“对等关税”向 WTO 提起争端申诉。“内忧外患”之下，美国对等关税按下暂停键，开启90天谈判期。

2、艰难谈判：4月中旬-7月上旬

截至90天谈判截止日期，美国多数贸易谈判仍陷入胶着。7月9日原为对等关税暂缓的最后期限，但美国仅达成两份协议（Deal），第一份是5月8日宣布的美英协议，第二份是7月2日达成的美越协议。美英协议、美越协议分别可以被视作美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协议“模板”。

1）对发达国家的“模板”：美英经济繁荣协议

5月英美达成共识。2025年5月8日，英美达成一份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框架性协议，两国政府称为“美英经济繁荣协议”（Economic Prosperity Deal，EPD）。根据白宫发布的文件，每年从英国出口到美国的前10万辆汽车将按照10%的额外关税税率征税，超过部分则按25%的额外关税税率征税。英国将削减或者取消非关税壁垒，对美国牛肉、乙醇、谷物等产品及一些工业产品扩大市场准入。同时，英国政府补充道，英国出口至美国的钢铝产品的关税将被取消；在一定配额内，英国的农产品出口美国也将实行零关税；英国将把自美国进口的乙醇的关税降至零。

6月正式签署时“缩水”。6月16日，英美领导人在七国峰会期间宣布正式签署“美英经济繁荣协议”，部分落实5月宣布的EPD。根据特朗普随后发布的行政令，美国将削减汽车关税的条款，同时规定对英国喷气发动机以及其他航空航天部件免征关税，然而并未落实EPD中对钢铝、药品的关税配额。此外，非关税壁垒、数字贸易和投资安全等较宽泛的议题均无明确落实细节。因此，英美协议从宣布到落实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尽管美英存在“特殊关系”，美英协议仍有一定示范效应。一方面，美国在谈判中的政策意图始终明确。一是对英国保留10%的基准关税，以增加关税收入，该标准被美国沿用至其他谈判中。二是以对等关税为谈判杠杆，换取谈判对象在市场准入、削减数字税等非关税壁垒方面的让步，这也成为后续谈判的基准。另一方面，美英协议在形式上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意味着协议双方均可以随时修改或退出，标志着美国贸易协议将以“软法”而非“硬法”形式推进。后续达成的协议均具有保留10%基准关税、关税换让步、无法律约束力的特点。

2）对发展中国家的“模板”：美越协议

7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与越南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帖文称，越南所有对美出口商品将面临至少20%关税，并对美国“完全开放市场”。随后，越南发布《越南-美国关于公平、平衡和互惠贸易协定框架的联合声明》。美越贸易协议，越南有压力，美国有动力。对越南而言，其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美国已持续多年成为越南最大出口市场。2024年，越南出口总额中美国以1196亿美元位居榜首，越南对美贸易顺差为1046亿美元。对美国而言，对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高关税不仅是为增加关税收入、换取优惠条款，还意在打击中国转口贸易。协议称美国将对“转运”货品（transshipping）40%税率，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制造、但标示为“越南制”的产品。 

美越协议的内容有哪些？ 关税方面，美国对越南税率从4月宣布的46%降低至20%，同时对转运商品维持40%高关税。为此，越南做出三方面让步：1）对美零关税承诺；2）采购美国产品，购买价值80亿美元的50架波音飞机，以及29亿美元美国农产品；3）“主权让渡”，允许美国海关实地核查企业生产线，接入商品溯源系统严查“中国成分”。其中，转口关税是不同于美国和发达国家谈判的关键条款。美越至今尚未清晰界定转运产品判定规则，后续若出台，将严重打击中国电子产品、服装和纺织品等对越南转口贸易主要产品类别，并可能导致美国进一步施压其他东南亚国家效仿。

3）美国与多数国家的谈判处于僵持状态

7月9日截止日期逼近时，美国与多国贸易谈判不及预期。日本是美国长期盟友，原被视为最先达成协议的国家之一，但双方在七轮磋商后，仍然在大米关税、汽车关税上存在严重分歧，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美韩在汽车关税、数字贸易上分歧严重，中途还在5月29日-6月3日的韩国大选前陷入停滞。美印谈判同样面临多重障碍，双方在汽车、钢铁以及农产品议题上陷入僵局。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对美谈判立场趋于强硬，坚持美国应取消对欧盟关税。美国与越南、柬埔寨以外国家的谈判也迟迟未取得新进展。谈判僵局下，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行为再现，特朗普宣布将截止日期推迟至8月1日。

3、签署协议：7月中旬以来

美国共与十个国家初步达成贸易协议。除此前达成协议的英国和越南外，新一轮8月1日的对等关税截止日期之间，美国仅仅与少数贸易伙伴宣布达成协议，分别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欧盟、韩国等。截至2025年8月底，美国与印、墨、加等主要谈判对象尚未形成协议。

8月7日，特朗普宣布对全球90多个国家全面征收新关税的措施已经生效。新的关税水平在10%-50%不等，大致可分为四档：1）10%，适用美国顺差国；2）15%，适用达成协议的盟友和经济落后国家；3）20%左右，适用达成协议但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4）25%以上，适用未达成协议且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特别地，美国对印度、巴西税率高达50%，原因分别是印度购买并倒卖俄罗斯石油、巴西现政府对极右翼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追溯，实际是借关税干涉他国经贸和政治活动。

协议宣布后并非“一劳永逸”。美国与各国贸易协议仍面临解释口径待定、美国司法挑战两大压力。一方面，类似第一份美英协议，美国与各国达成的协议均无法律效力，同时美国与多国在汽车等行业关税、对美投资细则等条款上分歧显著，双方解释条款时各执一词，协议细则仍未尘埃落定。另一方面，特朗普依据IEEPA征收的关税已被美国上诉法院判定违法，现有关税政策可维持至10月14日。后续白宫需及时上诉美国最高法院，预计今年内来不及做出最终判决，但后续若最高法院裁决IEEPA关税违法，特朗普政府10%全面关税、对等关税和对华芬太尼关税将失效，这将直接影响已宣布的贸易协议文本和仍在进行中的磋商。

二、美国与各国贸易谈判的内容

1、谈判特征

美国将本国贸易逆差归因于以自由贸易原则为基础、采取非歧视市场准入的多边贸易体系，转而构建一个以“对等贸易”为原则、由多个“一对一”谈判框架形成的贸易体系。在这一思路下，美国与各国贸易谈判具有如下共同点：

从目的上看，美国旨在扭转贸易逆差、保护美国制造业、增加关税收入、干涉地缘政治和干涉他国内政。第一，美国试图通过关税、强制他国采购和投资等方式缓解美国逆差。第二，美国希望通过高关税促使国外制造业回流美国。第三，美国对各国关税将直接增加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第四，贸易谈判成为美国干涉地缘政治的工具，如美国针对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额外加征25%关税，试图破坏印俄关系。

从内容上看，协议均涉及关税，多数涉及对美投资、采购美国产品以及开放市场。一是美方要求各国降低甚至取消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实现所谓贸易“对等”。二是要求欧盟、日本和韩国发达国家对美增加投资。三是要求伙伴国大幅增加进口美国商品和服务，以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特别是在能源、农产品以及军售等美国具有出口优势的产业。四是要求各国对美开放市场，减少非关税壁垒。

从结果上看，均更有利于美国。一是关税税率不对等。美国对各国维持10-50%国别税率，而其他国家对美降低关税或宣布零关税。二是让步范围不对等。美国仅部分降低对各国关税，换取其他国家在关税、投资、采购等多方面妥协。三是谈判主动权不对等。未来，特朗普政府仍然可能随时推出新的232行业关税，或分别依据301条款、201条款、338条款等新增国别、产业或产品关税，而其他国家只能被动调整。

2、谈判内容

（1）投资。在特朗普2.0时期，重振美国制造业被再次提上日程，这需要大量的资金予以支持，而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具有投资美国的实力，特朗普在对外贸易谈判中把争取对美投资列为主要谈判内容之一。美国要求欧盟、日本和韩国几个发达经济体增加对美投资，额度分别为6000亿、5500亿以及3500亿。但是，关于后续的投资方向、投资主体以及具体金额，美国的期待与各方仍有出入。在欧盟6000亿美元的投资中，欧盟在声明中明确提到，投资的主体是“欧盟公司”，而非政府资金，对此，美国有学者指出“欧盟委员会无法命令或决定私营公司如何在美国投资”。与欧盟相比，日本的5500亿美元投资确定性相对高一些，10月28日，美国白宫发布文件，明确指出日本将投资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电力）、人工智能、电子、关键矿产、制造和物流。但是，不少日本专家指出，投资由美国主导，并没有充分体现日本的主张。韩国的3500亿美元投资，包括2000亿美元现金投资和1500亿美元造船业合作，但是，2000亿美元现金投资将根据年度上限200亿美元分阶段执行。韩国对投资仍有顾虑，如此规模的现金投资可能导致本国货币动荡，韩国政府已请求特朗普政府提供货币互换安排，平抑外汇市场波动并防止韩元崩盘。

（2）市场开放与采购。农产品、能源产品、装备制造（含军事装备）是特朗普最青睐的三大产业，其背后的农民群体、产业工人、能源和军工巨头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主要支持力量；同时，这三类产品也具有出口能力强、国际需求旺盛的特征。2024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1760亿美元，是历史上美国出口额第三高的年份；在美国能源产品出口中，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方面均创下历史新高，其中石油出口年均超过 410 万桶/日（b/d），同比增长1%，液化天然气出口年均 119 亿立方英尺/日，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在美国军事装备出口中，2024财年美国对外军事装备销售额创历史新高，达到3187亿美元，较2023财年增长29%。为了回馈支持，巩固自己的支持率，以及在这些产品本身出口能力较强的趋势下，农产品、能源、装备也成为特朗普要求其他国家采购的主要对象。

在美国与欧盟、日韩、东南亚国家的谈判中，特朗普对采购的要求主要为三点，一是要求各国直接购买，规定采购额度或比例；二是要求各国开放本土市场，降低美国产品非关税壁垒，方便美国产品进入当地市场；三是要求各国对美国绝大部分产品零关税。整体来看，各国均不同程度的满足了特朗普的诉求，以换取美国在关税问题上的让步。但是，分析美国的采购谈判，可发现存在诸多问题：首先，采购掺杂“水分”，不少采购产品是各国必需产品，即使没有贸易谈判和协议，这些国家也会从进口相应的产品，例如欧盟采购能源产品、东南亚国家采购半导体等。其次，采购将破坏当地供应链体系，很显然，这些采购协议是在特朗普的威胁下被迫签署的，这种以外力方式强加的供应行为将破坏当地原有的、以市场供需为基础的供应链体系，必然会引发本土供应商以及传统供应商伙伴的反对。最后，市场开放政策将冲击各国本土劣势产业链，各国之所以对相关产业实施壁垒，主要是保护本土的幼稚和劣势产业链，这些产业抗风险能力相对脆弱，依赖政策保护，但是在特朗普的威逼下，相关保护政策取消，势必导致相关劣势产业受到美国产品冲击，进而引发经济、社会等一系列问题。

（3）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服务贸易的一种，也是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美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在美国对外贸易谈判中，数字经济是美国的主要议题之一，要求各国取消电子传输关税，以推动美国数字公司抢占全球数字主导权。美国与欧盟数字问题谈判聚焦于数字主权问题，背后是美国科技巨头的欧洲利益与数字主导权扩张。美国多次指责欧盟的数字立法“不公平”，要求欧盟放宽对美国科技巨头监管，2025年4月，欧盟曾援引《数字市场法》对美国苹果和元宇宙公司进行巨额处罚。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欧盟最终在数字问题上予以妥协，在美欧贸易协议中，美国欧盟承诺解决不合理的数字贸易壁垒，欧盟确认取消网络使用费，双方均不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此外，美国欧盟还将举行网络安全互认协议谈判，欧盟还同意符合标准的美国公司可参与欧盟网络安全建设。

与此同时，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也在进行数字经济谈判。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区域内数字产业基础尚不牢固，因此，美国更加看重对东南亚数字市场的占领，试图通过标准、规则、市场开放等方式，强化东南亚数字经济产业对美国的依赖。在美国与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达成的协议中，美国均获得保证，这三国不会对数字服务征税，也不会歧视美国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流媒体、云存储或其他类型在线服务提供商。这些规定，为美国数字服务打开东南亚市场提供了条件，也促使东南亚国家的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更加靠近美国范式。

三、特朗普2.0时期的全球经贸体系重构

特朗普2.0时期，对等关税直接导致全球自由主义经贸体系碎片化发展，从多边贸易体系转向美国为核心的多个歧视性双边/区域经贸体系。美国通过多个双边贸易协议、美墨加协定USMCA等区域协定，形成对不同产品、不同外国生产商、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

1、重构全球经贸秩序

二战后，全球建立了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多边贸易秩序，强调平等与规则。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在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现贸易自由化，扩大就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造福人类。为此，世界贸易组织确立了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等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围绕消除或者限制成员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而展开的，以调整和规范国际贸易秩序，使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但是，在特朗普2.0时期的对等关税影响下，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秩序面临被重塑的危机。对等关税体系强调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以贸易公平为准则更加看重本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得失，并利用国家实力不对等原则，重新与各国塑造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双边贸易体系。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契合保护主义下的最佳关税论和国家实力论。（1）最佳关税论认为，通过确定最佳关税税率,将使外国进口商品更加便宜,从而使本国福利“最大化”；（2）国家实力论认为，通过发挥本国的市场规模与综合实力,增加对外谈判地位,从而控制或影响世界进口价格。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对多边贸易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单边主义关税，美国通过多个双边贸易协议、美墨加协定USMCA等区域协定，形成对不同产品、不同外国生产商、不同国家的歧视性贸易政策。

2、重构全球经贸关系

新的贸易体系下，非美国家对美贸易显著调整。一方面，“去美国化”趋势有所显现。对于传统对美贸易顺差国家，“对等关税”直接提高其对美出口成本，促使其出口向非美国家转移。例如，欧盟今年6月对美出口同比下降10%，至略高于400亿欧元（约合468亿美元），出口量创下2023年以来新低。另一方面，低关税国家获得对美出口比较优势。美国对英国、新加坡等低贸易顺差国家予以较低的对等关税，部分国家享受汽车等关税优惠，其或依靠低关税优势形成贸易替代效应。

新的贸易体系下，区域内经济联盟加速重构。跨区域的全球一体化贸易网络受冲击，北美、欧洲和亚洲多个区域内贸易联系加强，反映各区域经济体“避险式合作”趋势，这种趋势可能催生多个平行贸易体系。北美地区，加拿大和墨西哥由于《美加墨贸易协议》被豁免多数关税，有助于美国实现“近岸外包”，提高北美贸易一体化程度。欧盟本身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序最高的区域组织，或加强区域内经济联系作为对冲。亚洲地区，中日韩2025年3月恢复经贸部长会议，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升级版正式签署，标志着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突破。

新的贸易格局下，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美国关税政策直接改变了跨国企业的成本结构和生产风险，推动企业调整全球生产布局，进而推动产业链重构。首先是成本驱动，企业为规避关税，将生产线迁至无关税或低关税国家。其次是安全驱动。在传统模式下，跨国企业往往以比较优势为准则，决定如何在全球投资建厂或选择合作供应商。然而，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可能“朝令夕改”、地缘政治动荡，导致原来依赖单一或少数合作伙伴的贸易模式脆弱性增加，为此企业需分散产能以降低对单一国家依赖，以降低利润换取供应链的安全性。产业重构的本质是权力重构，经济逻辑正在被地缘政治重新定义。

3、重构全球经贸规则

多边主义秩序是指以国际规则为基础、通过多边机构协调国家间关系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关系专家米尔斯·卡勒提出，多边主义是指一种以反对双边和歧视性安排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方式，这些安排会增加强国对弱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多边主义也表达了一种“普遍性的组织原则”,意味着参与这些安排的门槛相对较低。参与多边主义的机构，如关贸总协定(GATT，WTO的前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d Bank）,都需要一定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不至于让弱小或贫穷的国家无法参与。多边主义的普遍性、包容性与强烈的平等主义相联系，市场准入和非歧视原则意味着小国不需要大国的庇护，多边主义也因此与1945年之后去殖民化进程下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相联系。

特朗普2.0时期大国领导力赤字凸显，多边主义动力机制弱化。多边主义体系中，大国美国、中国、欧盟等大国的领导力主要表现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包括维护全球安全稳定、维持自由贸易体系（WTO）和金融稳定、推动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域治理、提供技术标准等规则与制度。除对等关税冲击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外，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继续“退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机构，从多边秩序的保障者变为“搅局者”。与此同时，多边合作让位于地缘政治竞争。近年来地缘政治竞争抬头，美国护持霸权的安全焦虑凸显，美俄、中美关系随之紧张，大国在中东、俄乌等问题上分歧明显，大国缺乏互信进一步波及经贸、科技领域的多边合作。美国弱化此前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导致多边进程失去重要牵引力。多边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大国能否超越零和博弈，重新认识“共同利益”的价值。

四、全球经贸体系变动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特朗普2.0时期，先后对中国施加了芬太尼关税、对等关税、实体清单、技术管控等多种制裁手段，中国也予以了对等反制，在4月份双方关税相互加征幅度超过100%。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供应国，在美国重构全球经贸体系过程中，中国不免会受到体系变动的影响。

1、整体影响有限

在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新增关税包括芬太尼关税20%、对等关税34%（10%执行、24%暂缓），是美国今年对外新增关税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与供应国，与特朗普扭转贸易逆差、推动产业回流的目标形成对撞，中国也成为美国各项贸易制裁的主要对象。但是，从现实来看，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3.61万亿元，同比增长4%。其中，从1月至9月，中国单月对外出口从3247亿美元升至3285亿美元，单月进口从1859增至2381亿美元。也就是说，在特朗普一系列贸易制裁下，中国对外贸易整体上基本不受影响，反而能够保持增长状态，短期内全球经贸体系变动对中国经济整体影响不大。

那么，为什么中国对外贸易能够在美国政府的打压下，保持增长状态呢？核心原因在于中国产业链体系的稳定，供应能力能够满足世界需求。当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每年均超过30万亿元，总体规模已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在制造业的各门类中，中国制造业门类体系完整优势更加明显，在全世界50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大多数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正是在中国产业链体系的支撑下，加强了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保证了中国对全球范围的供应。而在各国整体需求未发生根本转变的背景下，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需求粘性将逐渐提升，扩大了中国工业中间产品、消费品、矿产资源等产品的全球市场，即使在美国的高关税打压下，中国还能及时开辟新的市场，填补美国市场的流失。例如，2025年9月，在美国关税压力下，中国对美出口下降27%，但是中国对东南亚、欧洲、非洲出口却在增长，由此带动中国整体出口增长8.3%。因此，尽管美国的贸易制裁措施动摇了全球经贸体系，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中国供应-全球需求的分工结构，这也是中国经济在这轮经贸体系变动中基本未受到影响的根本原因所在。

2、限制中国转口贸易

转口贸易是在国家间供应-需求关系存在、客观障碍性因素较多，国家间为了保证贸易的正常往来，而采取的绕道第三方的贸易方式。2018年后，随着美国对中国关税的加征，以及中美供需关系的持续，不少中国产品选择转口贸易——绕道第三方出口至美国，以躲避美国政府的制裁。据统计，2024 年，中国转口贸易额突破 1.2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8%，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深圳等枢纽港口货物中转量显著提升。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转口贸易被认为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一大来源。目前，美国政府对“转口贸易”的认定为：指的是在中转国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的商品，即通过其他国家转运的商品，而非直接来自原产国。为此，特朗普在8月7日签署行政命令，将对转口贸易商品将被加征40%的关税，它是在原本适用于这些商品（若其直接从原产国进口）的关税基础上额外征收的。除转口贸易关税外，特朗普政府还计划在几周内针对间接运输实施所谓的“原产地规则”，确保进口商能够确认商品确实是在卖方所宣称的国家生产的。

转口贸易关税下，中国产业链布局将受到影响。当前，在美国的关税压力下，不少中国企业选择从东南亚国家转口，绕道出口至美国，以躲避美国的关税壁垒。在这一过程中，东南亚也吃到了不少转口贸易、产业转移、吸引投资的红利。在中国-东南亚-美国的贸易关系中，东南亚的贸易成效显著，其中，2018年成为关键转折点：2018年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显著，同期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出口也在大幅上升。但是，在转口贸易关税下，东南亚国家的关税洼地优势将被大幅削弱，对外资和产业的吸引力也将大幅下降。受此影响，中国一些对关税较为敏感的产业将会选择回到中国，或者在当地进一步延长供应链，以符合“原产地规则”的比例。

3、稀土产业“去中国化”

全球经贸体系变动的一大特征是产业链的重构，尤其是与国家战略高度相关的关键产业，各国正在加强对关键产业的控制。在中国与美西方国家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美西方国家正在着手进行关键产业的“去中国化”策略。受公共卫生事件和俄乌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叠加影响，西方国家普遍开始强调供应链“去风险”，以尽可能规避此类非市场因素对国家生产和经济贸易的影响，而这与美国力推的国际贸易体系安排不谋而合。尽管这种“去风险”并不能撼动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核心的位置，但是，各国仍奉行多元化战略，将产业链从中国向第三方国家迁移。为此，西方国家通过关税制裁、科技脱钩、指定供应商等行为，要求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在美国拜登政府时期，“去中国化”意在在推动电子设备、锂电池、汽车等产业脱离中国，包括苹果、微软、戴尔、台积电、英伟达等多家跨国科技企业，宣布把生产线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南亚等国。

在特朗普2.0时期，稀土成为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稀土被广泛应用于制造业中，是半导体、军工、电池、航天材料等多个产业的源头必需品，也被誉为“工业维生素”和“工业黄金”。中国在稀土产业链上优势明显，根据投行高盛的最新研究，中国垄断精炼与分离的92%与91%，以及磁铁制造的98%。2023年，中国生产70千吨精炼稀土，占全球90%以上加工产能。在稀土产业链优势基础上，美国80%的稀土进口依赖中国，而欧盟对中国的依赖度更高，达到98%。因此，稀土成为中国反制美国贸易打压的主要工具，多次出台稀土管制措施，回应美国的关税、实体清单制裁。4月4日，中国商务部对钐、钆、铽等7种稀土元素实施出口管制；10月9日，中国商务部发出多份公告，新增5种稀土元素的出口管制，并对稀土技术、加工设备、境外生产予以管制。

美国开始着手打造“去中国化”稀土供应链。稀土供应链重构，正在成为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典型案例。稀土作为众多产业的关键原材料，美国加紧了对稀土供应链的控制，试图构建“去中国化”的稀土供应链。目前，美国正在采取矿山复建与扩建、循环回收利用、政策资助、国际合作多元化等措施，构建一个新的、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体系。但是，作为多国联合的供应链系统，美国与西方国家同样面临重重困难。这些困难不仅来自于稀土产业链本身的采掘、加工、提炼等工序性问题，还有众多国家对稀土的诉求差异：美国试图掌握稀土规则主导权；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资源国希望抬高矿价扩大出口；欧盟关注环保标准与供应链稳定；印度则试图借机提升本土加工能力。因此，在产业链技术瓶颈、各国利益不一致的背景下，美国重构稀土供应链将充满不确定性，未来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的优势还将保持多年时间。

风险提示

（1）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目前特朗普通过IEEPA启动的关税面临被司法否决的可能，届时特朗普或将动用总统职权下的关税举措，包括301调查、232调查等，美国对外经贸关系将面临重大变动的风险。

（2）中美在10月底达成经贸协议，但该协议只是一种框架性协议，中美战略分歧、经济结构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未来中美还存在着贸易摩擦、科技脱钩以及金融制裁的风险。

（3）第三方将成为新的变量因素，在美国施压下，第三方国家或将被迫“选边站”，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或在科技制裁领域配合美国，以及在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链上选择“去中国化”，第三方将成为中国经济外部一大不确定性。

注：本文来自国金证券2025年11月10日发布的《复盘系列：特朗普2.0时期全球经贸体系重构》，报告分析师：杨佳妮 S1130524040002，商景皓 S113052509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