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对话ESG全球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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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巴黎协定》通过十周年，全球气候行动步入承前启后的新阶段。数据显示，2024年清洁能源投资首破2万亿美元，远超化石能源；超1.1万家企业已经或承诺设立科学碳目标，覆盖全球四成的市值规模。与此同时，转型焦点正从单一企业减排延伸至全价值链脱碳，从全球协议落实转向区域协同深化，从气候议题扩展至自然系统的整体性考量。在这一关键节点，新浪财经对话了世界经济论坛自然与气候中心负责人Pim Valdre，探讨市场力量如何重塑气候行动格局，并前瞻下一阶段的企业脱碳路径与全球协作方向。
世界经济论坛自然与气候中心负责人Pim Valdre企业减排实践中的经济与气候共赢
Pim认为，自2015年《巴黎协定》通过至今的十年间，最大的变化在于政策与市场的角色转换。2015年时，尽管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实体经济和市场的响应却相对滞后，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参与度十分有限。而如今，实体经济和市场力量却正在崛起并加速动员。
在Pim看来，企业界将气候雄心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进程尤为值得关注。以世界经济论坛旗下 “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联盟”为例，这个覆盖12个行业、由约130位CEO组成的全球最大的企业领袖联盟，年收入合计达4万亿美元，年排放量约50亿吨。加入联盟的成员企业均须设定科学碳目标，并通过碳披露项目（CDP）公开排放数据。据测算，这些企业在2019到2023年间不仅成功将绝对排放总量削减12%，同时还实现了20%的整体经济增长。这充分证明，有效减排与高经济绩效之间不仅不存在矛盾，反而可以并行不悖。
Pim指出，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更为显著。目前全球有约1.1万家企业通过科学碳目标倡议设定或承诺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覆盖约40%的全球市值。这一庞大的规模表明，气候目标正迅速融入世界各地企业的核心战略之中。
与此同时，亚洲正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引擎。Pim观察到，中国在企业设定科学碳目标方面增长最快，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亚洲企业不仅自身积极设定目标，更推动绝大多数供应商与合作伙伴采取一致行动，在减排与激烈市场竞争的双重挑战中探索出可行路径。
Pim认为，最成功的企业往往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核心商业战略融为一体，而非将其割裂对待。许多企业已深刻认识到，减排行动能够带来多重效益：降低能耗、优化供应链，并有效规避各类风险——既包括极端天气等对供应链造成的物理性破坏风险，也涵盖监管政策变化带来的转型风险。加之众多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持续旺盛，企业愈发清晰地意识到，制定明确的气候战略、投资脱碳并非成本负担，而是赢得近期与长期经济增长及竞争力的重要机遇。
范围三减排之道：区分上下游与赋能供应商
Pim指出，范围三排放1约占企业总排放量的75%至85%，由于其产生于企业直接控制范围之外，因此整体减排难度较高。
在Pim看来，根据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联盟的工作实践，有效的减排策略应把握以下要点：首先，企业必须清晰区分范围三的上游排放与下游排放，因为两者的应对方法截然不同。上游排放涉及原材料采购、能源采购等环节，而下游排放则与产品的终端使用及循环性相关，需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因此，关键在于精准识别自身范围三的排放热点，并针对上游和下游分别制定差异化策略。值得一提的是，该联盟已编制分别针对上、下游供应链减排的行动手册，旨在协助企业与供应商共同制定明确的减排路径，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Pim指出，在应对上游排放方面，为供应商提供激励措施——特别是支持位于新兴市场的供应商——是帮助其减少碳足迹、从而削减企业自身排放的有效途径。新兴市场供应商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难以获得可负担的可再生能源，因而无法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其障碍往往在于当地可再生能源供应不足、电网容量欠缺，或成本过高超出供应商承受能力。例如，瑞典企业H&M在其主要制造中心孟加拉国，为其供应商提供优惠融资，帮助它们以更低利率获得贷款，从而逐步淘汰化石能源。因此，更多跨国企业可通过为新兴市场供应商提供金融支持，协助这些地区解锁更清洁的能源。此外，这也涉及政策层面——许多新兴市场缺乏部署可再生能源所需的电网容量，跨国企业亦可在此过程中协助加快许可与监管流程，推动可再生能源更快落地。
清洁能源的全球进展与区域不平衡
在Pim看来，2024年无疑是清洁能源技术投资的关键之年，投资额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比化石能源投资高出8000亿美元。这充分说明这些技术的经济可行性是强劲且持续增长的。
Pim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价值链脱碳方面发挥着重要引擎作用，已成为可再生能源技术制造与实际部署的核心枢纽。她分析指出，中国太阳能光伏领域当前面临价格下行与利润收缩的压力，根本原因在于产能扩张速度超过了全球需求增长。她预测，这一结构性产能过剩将随着市场并购重组的推进而逐步缓解。另一方面，这也为中国加大电网基础设施投资、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创造了契机，确保新增光伏电力能够获得充足的并网容量。在她看来，市场整合与电网扩容的双重作用将有助于平衡供需关系，而全球层面持续强劲的太阳能需求，也为这一调整提供了基础。
Pim同时指出，绿色转型的速度和规模并非在所有地区和技术领域都齐头并进。不同技术领域的成熟度存在差异，这正是当前阶段开始呈现的特点。在太阳能、风能、电池等技术领域，技术成熟度呈爆发式增长，绿色溢价已大幅下降；但在氢能和可持续航空燃料等其他领域，仍面临持续的市场障碍，包括供需缺口、高额绿色溢价风险以及缺乏推动技术规模化的政策支持。在地区层面，中国是当前转型最快的地区，欧洲也在积极推进，并已开始为这些产业提供技术、政策、融资和采购承诺等一系列关键支持，以及对绿色溢价的风险共担，而这正是价值链协作所需的核心要素。
气候行动的四大前瞻性趋势
Pim认为，气候行动领域未来将呈现几大关键趋势。首要趋势是区域化合作的深化。随着巴黎协定进入首个实施周期，东盟、欧盟等区域性机制将获得更多关注。鉴于转型障碍在不同区域呈现着不同特征——无论是政策制定、贸易往来还是金融协作，在区域层面都更易协调——因此，预计在实施层面将涌现更多区域性合作机制。
其次，虽然减排仍是核心任务，但企业对气候韧性的重视将显著提升。短期气候适应型服务与产品的投资将成为新焦点，涵盖建筑材料加固、基础设施强化、交通运输优化、预警系统建设及海堤防护等领域，相关市场有望迎来蓬勃发展。这标志着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心正从单纯减排转向韧性建设。企业界亦在积极响应这一转变，日益将气候韧性视为巩固自身运营及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机遇，并持续加大在气候适应领域的投入。
第三，转型进程在难减排行业仍将面临市场障碍。交通运输、航空、重型运输以及混凝土、水泥、钢铁、铝等材料行业，合计约占温室气体排放的30%，将持续遭遇市场壁垒。在此背景下，作为先行者的企业不断涌现。为实现产业脱碳，企业必须通过价值链合作共担绿色溢价风险，同时在明确收入前景的基础上，通过多元融资渠道与资本支持以扩大技术规模。
最后，Pim期待自然议程与气候议程实现更深融合。目前两者被人为割裂，分属不同多边进程，但今年巴西气候变化大会COP30的行动议程已将二者基本整合，因其探讨的是自然、森林、土壤等系统性议题，而非简单的气候问题。Pim指出，这种系统性整合方法，正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发展方向。
注1：国际排放核算工具温室气体（GHG）核算体系，将温室气体排放分为三类或三个“范围”。范围一用于核算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产生的直接排放量。范围二用于核算企业外购电力、蒸汽、供热或制冷的生产而产生的间接排放量。范围三包含企业价值链中产生的所有其他间接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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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