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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鲸新闻12月12日讯（记者 李丹萍 王婉莹）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政策取向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振社会信心。

如何更好理解“十五五”规划建议？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会有怎样的具体体现？要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哪些产业在这一轮浪潮中更值得关注和期待？在地方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壮大过程中，券商的研究能力如何赋能？

围绕这些核心议题，近日，蓝鲸新闻专访到国联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陶川。综合当前政策导向与市场分析，陶川对2026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整体判断概括为“出口进、消费稳、投资缓”三大关键词。其认为，在这一宏观图景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将协同护航，财政政策将呈现“小步慢走”的扩张，货币政策总量宽松的节奏和幅度会更为审慎。

在“金融强国”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背景下，陶川指出，券商的研究能力可以超越传统的二级市场分析，成为赋能地方产业的“战略顾问”、“价值发现者”以及“资源连接器”，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国联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陶川

2026年宏观图景：“出口进、消费稳、投资缓”

蓝鲸新闻：复盘2025年，我国在经济增长、消费复苏、科技创新等方面，均有不少亮点。对于2026年您有何展望？是否有一些关键词可以概括？明年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否会继续保持宽松态势？

陶川：综合当前的政策导向与市场分析，我们对2026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整体判断可以概括为 “出口进、消费稳、投资缓” 这三大关键词。

所谓“出口进”，是指出口将继续展现超预期的韧性，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外力。这并非传统动能的简单重复，而是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随着中美贸易博弈进入阶段性缓和，周期性压力缓解，而中国企业加速“出海”布局产业链、开拓“一带一路”及非洲等新兴市场，将形成更可持续的结构性支撑。

“消费稳”，意味着消费引擎将实现“稳中有进”的切换。政策重点将从2025年依赖“以旧换新”等短期刺激，转向构建更具持续性的增长体系，核心在于拓展与深化服务消费。同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设定 “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 的目标，消费在内需中的基础性作用将得到制度性加强。

“投资缓”，则是对三类投资更趋理性增长的描述。制造业投资因企业出海加速，增速中枢可能温和下行；基建投资在财政资源更多向民生和化债倾斜的背景下，难以回到过去的高增长；房地产投资则处于“防风险”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导向下，其对经济的直接拖累幅度预计将继续收窄。

在这一宏观图景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将协同护航。财政政策将呈现“小步慢走”的扩张，核心从“加力”转向“提效” ，更多“投资于人”，即向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领域倾斜。货币政策的关键词将是“金融强国”与“跨周期调节”，这意味着其独立性增强（更加“以我为主”），并更注重运用结构性工具应对中长期问题，总量宽松的节奏和幅度会更为审慎。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是中国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抓手

蓝鲸新闻：“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且“产业”这一关键词放在“科技”之前，应该如何理解？您有观点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抢占全球阵地的关键，哪些产业可能在这一轮浪潮中更值得关注和期待？

陶川：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且务实的信号调整。它清晰地表明，国家发展的重心正从追求单一的科技指标，回归到以实体经济为本、以产业繁荣和经济增长为最终目的的系统性路线上来，核心目标是“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也就是说，单纯的科技自立自强不代表经济就好了，更加关键的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传统产业“新质+”，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体现了一种“先立后破”、梯次推进的务实智慧。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本身指明了两个清晰的方向：其一，是旨在成为经济新支柱的“新兴产业”，例如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它们将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主力军。其二，是旨在抢得先机、占据主动的“未来产业”，如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6G等，这些领域关乎我们能否赢得长远的科技竞争和战略安全。这两大方向共同构成了中国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抓手。

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快速“解冻”被抑制的购买力

蓝鲸新闻：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十五五”时期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之一。但从实际情况看，居民可能面临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阶段性不匹配，“提升意愿”、“增强能力”两条路径上，可能需要如何平衡？

陶川：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关键在于，采取“短期以提升意愿为核心突破口，中长期以增强能力为根本保障”的阶段性策略。这一判断基于对我国现状和国际经验的深入分析后得出。

当前我国消费的主要矛盾是意愿不足，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即居民消费占收入比）约65%，远低于发达国家90%以上的水平。因此，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快速“解冻”被抑制的购买力。亚洲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面的镜鉴：日本通过构建极致完善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网络，有效消除了居民后顾之忧，激发了消费意愿；而新加坡则因高生活成本（尤其房价）和强制高储蓄制度，抑制了当期消费。

因此，短期政策应优先聚焦“提升意愿”：加快补齐社保短板、控制关键生活成本、优化消费场景与假期制度。这些措施更具普惠性和速效性。

当然，消费意愿的提升有天花板，消费率的持续跃升最终还是要依赖于消费能力（即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这涉及深层次的收入分配改革和产业升级，是一个中长期过程。所以，在提振意愿的同时，也需要启动旨在“增强能力”的改革，如优化税制、通过“金融强国”战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推动产业升级创造更高收入岗位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实施所有政策前，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完善“全口径消费统计 。只有把更多服务消费（如自有住房虚拟租金、金融服务等）科学地纳入统计，挤掉国际对比的“水分”，我们才能真正看清短板，确保政策精准发力。

券商研究能力可超越传统二级市场分析赋能地方产业

蓝鲸新闻：国联民生证券研究所提出，将依托股东生态圈的深度赋能与战略区位优势的叠加效应，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航道，强化“行业研究+产业研究”双轮驱动。在您看来，券商的研究能力如何赋能、服务于地方产业发展？

陶川：在“金融强国”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背景下，券商的研究能力可以超越传统的二级市场分析，成为赋能地方产业的“战略顾问”、“价值发现者”和“资源连接器”。

首先，作为“战略顾问”，券商能运用产业研究能力，为地方政府绘制精细的产业地图，剖析本地主导产业在全球链条中的位置、短板与突围方向，并将行业研究对技术趋势和资本偏好的洞察，转化为地方布局未来产业的具体规划。

其次，作为“价值发现者”，这是其最独特的赋能方式。券商可以通过深度研究报告、组织路演与调研，发掘地方的“隐形冠军”，并将优势产业集群系统性地推向全国资本市场，提升区域产业的“能见度”。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帮助资本市场理解科技企业的技术壁垒和成长逻辑，推动估值体系从传统市盈率转向更注重创新能力的维度，从而引导更多“耐心资本”精准注入本地早期的硬科技企业。

最后，作为“资源连接器”，券商能依托其股东生态与机构网络，链接起地方产业龙头、技术源头和高端人才，促成合作、达成共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