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既是世界能源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对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的能源供需总体比较平衡，并不指望靠出口化石能源“养家糊口”，但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风光电等非化石能源的“仇恨”之深，与世界化石能源净出口大国的领导人相比，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为什么呢？
1、美国政府在能源转型方面的作为
风光电和电动汽车的发展是能源低碳转型的重要标志。在这些领域，美国的发展逐渐落伍。比如，1997年美国太阳能和风力发电量的全球占比分别是69%和54%，而2024年已经降至15%和18%。又如，美国曾经是电动汽车的“超级大国”，2013年美国的电动汽车销量占全球总量的44%。但是，近年来其发展逐渐落伍。2024年美国电动汽车销量约为160万辆，全球占比不到10%。
美国能源转型落伍的原因较多，而政策不给力是其中之一。
特朗普对美国能源低碳转型的伤害很深。在特朗普1.0时期，他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推翻了奥巴马的“清洁电力计划（CPP）”，并代之以“平价清洁能源（ACE）”法规，以挽救美国煤炭业；他还废除了奥巴马政府提高汽车燃油效率的计划。二进白宫后，特朗普再次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打算废除拜登政府的降低油耗计划。
拜登对美国能源低碳转型的帮助不大。由于种种原因，他对转型设限较多，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转型进程。
2、美国能源转型政策为什么不给力？
一说到美国政府消极对待能源低碳转型，人们很容易想到这是拜特朗普所赐。
特朗普是一位典型的气候怀疑论者。在他看来，“气候变化是有史以来对世界最大的骗局。”他认为，传统能源既便宜又好用，新能源则昂贵而不管用，化石能源优于非化石能源，这是“常识”。
作为总统，特朗普个人因素对美国能源转型政策的影响当然不容低估。但是，特朗普因素并不是影响美国政府能源和气候政策的唯一因素。即便在特朗普没有主政的时候，美国政府的气候和能源政策仍然相对保守。实际上美国的消极气候和能源政策，有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原因。
首先，美国政府推进能源低碳转型不给力，部分源于其能源安全方面根深蒂固的担忧。历史上美国曾经遭遇严重的能源不安全。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支持前线国家埃及和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发动“石油战争”。这一度在美国造成经济和社会的混乱，并让美国政府和民众产生了强烈且持久的能源不安全感（特别是石油不安全感）。1973年11月7日，尼克松总统通过广播电视，向美国全国发表讲话，第一次提出能源独立（energy independence）的设想。此后许多年，美国政府对能源独立的目标孜孜以求。21世纪初美国页岩革命在经过长期酝酿后终于爆发，其后美国石油产量持续、快速增长，并最终在2020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从而在物质层面摆脱了长达40多年的能源不安全困境，但是美国政府和民众的能源不安全担忧并没有完全消失。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虽然清洁低碳，但有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强的缺点，迄今为止不够可靠。到目前为止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仍然明显不及燃油汽车，可靠性同样不足。诸如此类的客观事实是世界各国能源低碳转型面临的共同难题。
而在能源转型方面，美国还有特殊的安全顾虑。制造电动汽车、风机、光伏板等新能源产品，需要消耗锂、钴、稀土等矿产资源，而在这些资源的储藏、开采和加工等各方面，美国均不占优势。美国前参议员、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乔·曼钦说，他不希望像20世纪70年代排队购买用中东石油制造的汽油那样，必须排队从别国购买汽车电池。这反映了部分美国人在能源转型大潮中的安全担忧。与之相反，美国的油气等化石能源资源丰富，采掘技术成熟。虽然化石能源不可再生，理论上开采得越多，枯竭得越快，但是美国政府相信凭借其国内优越的资源禀赋，以及世界领先的采掘技术，固守高碳发展道路更能保障本国能源安全。
其次，美国政府担心投入能源低碳转型会影响其竞争优势，尤其是与中国竞争的优势。化石能源产业的本质是采掘，低碳能源产业的本质是制造。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清楚除了采掘业外，美国在传统制造业上具有一定优势。比如，与中国相比，美国在燃油汽车制造方面占据某些优势。然而，在清洁能源产品（比如风机、光伏产品、电动汽车、电解槽等产品）制造方面，美国的技术、经验、设备等优势不明显，而成本等劣势却很突出。
正因为在制造业方面患得患失，即便是“气候总统”拜登也在推进能源低碳转型方面有所保留。拜登在发展清洁能源时强调“美国制造”，而美国制造成本较高，导致其生产的清洁能源产品缺乏吸引力，从而拖累了美国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的进展。比如，拜登总统于2022年8月签发了《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其中包括了通过税收抵扣等措施，支持美国电动汽车发展的内容。但它同时又规定只有在北美地区组装的电动汽车才能享受税收抵扣优惠，并对动力电池的来源提出要求。2024年9月，拜登政府又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加征100%关税。实施这些“小院高墙”式的政策，抬高了美国国内电动汽车的生产成本，美国汽车公司生产和销售电动汽车无利可图，而电动汽车较高的价格又吓跑了潜在的购车者。这些导致拜登时期美国电动汽车发展迟缓。
因此，如果坚持走高碳能源发展道路，美国会继续占据战略制高点，把握相对于中国等国家的战略主动，这有助于保持美国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相反，如果参与能源低碳转型，美国需要冒自废武功的风险，并可能在与中国等国家的大国竞争里陷入被动。
3、针对美国能源转型政策，中国如何应对？
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出于其国家安全等考虑，在能源低碳转型问题上注定会比较保守。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对此有充分认识，并需采取正确应对措施。
一方面，需要正确评估与美国进行能源低碳转型方面合作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和企业已经对共和党政府——比如特朗普政府——的气候和能源政策的保守性有充分认识，并正确地调低了对与之进行有效合作的预期。不过，我们可能会对未来美国民主党政府的政策以及与民主党进行气候和能源合作的前景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如上所述，即便民主党的口号很漂亮，民主党政府的实际气候和能源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同样具有保守性。在对美合作（包括在对加利福尼亚州等美国深蓝州政府进行气候和能源合作）时，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保持冷静头脑、适当降低预期，坚持做到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对世界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的前景保持乐观预期，并相应地扩大战略布局。虽然美国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在气候和能源方面，它并不代表世界大势。而是否坚持在气候治理和能源低碳转型上持续发力，关系到中国的国运。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积极参与世界气候治理和能源低碳转型，并在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本国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