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登·克拉克第一次听说“中国肽”是在去年的独立日派对上。

在旧金山一栋维多利亚式宅邸的后院里，一些二三十岁的科技从业者在阳光下围聚在一起烤肉，现场还有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的创始人提到自己直接从中国厂商购买药物，价格低廉。人群迅速围拢过来，争相分享自己获取用于减肥、提高效率和健身等各种药物的渠道。

27岁的克拉克在健身圈见过各种注射潮（他自称“健身宅男”，社交平台X上的账户是@creatine_cycle），但听到AI圈的人也在谈论这些，还是让他很惊讶。

“这个在旧金山度过的长周末让我学到一件事：那些精英们都有自己的中国肽供应商。”主持一档科技文化播客的克拉克在X上发文写道。“中国肽”这个说法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网络热梗。

从“黑客之家”到创业公司的办公室，甚至还有由供应商赞助的“肽派对”，灰色市场的肽类产品最近席卷科技圈的各个角落。最近在旧金山Frontier大厦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还有一个自己调配肽的工作坊，现场DJ播放泰克诺电子舞曲的同时，背景屏幕上投射着化学结构式，这场派对的着装要求是“疯狂的未来赛博朋克风服装”。

旧金山Frontier大厦举办的一场肽派对设有一个自己动手调配肽类的工作坊，并有DJ现场表演助兴。

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短链分子，在人体内起到调节激素和减少炎症的作用。它们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GLP-1药物中的那个“P”——这类药物包括诺和泰(Ozempic)和韦戈维(Wegovy)等减肥神药，它们通过模拟一种抑制食欲的激素，彻底改变了减肥行业。

但在硅谷的前沿地带，一系列未经证实、缺乏监管的肽制剂悄然盛行：人们尝试用BPC-157和TB-500通过刺激新血管生长愈合损伤，用催产素来改善眼神交流（OpenAI的一名研究员称其为“自闭症患者的诺和泰”），用埃皮塔隆(epitalon)改善睡眠，还用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下一代减肥药瑞他鲁肽(retatrutide)来达到从抑制食欲到提升专注力等各种目的。

根据美国海关的数据，2025年前三个季度从中国进口的激素和肽类化合物总额约为3.28亿美元，几乎是2024年同期1.64亿美元的两倍。这其中包括调配药房和灰色市场供应商对GLP类药物、美拉诺坦II以及其他肽制剂的的需求。

生物朋克社区实验室的埃利奥特·罗斯在上月活动中演示如何配制并注射肽——一些由氨基酸构成的短链分子。

数名派对参与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警告称，多种肽类物质存在"严重安全风险"。

除了用于减肥的GLP-1类药物，其余肽制剂均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人体。由于多数肽类易于合成且不直接针对特定疾病，制药公司对相关临床试验投资意愿不足，这催生了繁荣的灰色市场。

科技投资人、物流业独角兽Flexport的联合创始人戴维·彼得森描述纽约的生物黑客（所谓生物黑客，是指通过各种养生法和补充剂来提升身体机能的人）聚会场景时称：“每周都有人带来新玩意儿，大家就会集体注射。”他开玩笑说：“看起来像一群海洛因瘾君子。”自2018年使用肽制剂以来，他声称埃皮塔隆为自己每晚增加了“一个半小时”睡眠，而促进黑色素生成的美拉诺坦(melanotan)治愈了他的酒渣鼻。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警告称，许多肽类因可能含有杂质并引发免疫反应而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该机构也已禁止药房对它们进行复配，尽管执法力度参差不齐。

个人使用肽制剂在美国属合法行为，但多数医生持反对态度。“这既缺乏依据又极为轻率，”斯克里普斯转化医学研究所所长埃里克·托波尔博士表示。该机构是以精准医疗为核心的研究中心。

实验性肽注射偶尔会导致医疗紧急情况。去年7月，两名女性在拉斯维加斯抗衰老节接受肽注射后，因出现舌头肿胀、呼吸困难及心率加速而送医治疗，她们具体注射了哪种肽尚不明确。

尽管如此，对部分科技界人士而言，使用肽制剂体现了对无限自我优化可能性的信念。克拉克指出，在某些人看来，肽制剂提供了诱人的捷径：“如果我可以每天在研究工作中干16个小时，何必在健身房苦练六周？"

科技文化播客主持人杰登·克拉克对肽类产品持怀疑态度。

这同时折射出硅谷的一种思维模式——有些人认为，既然他们是塑造世界的创新者，他们就无需联邦监管机构或医学专家的指导，因为他们这是在进行自己的实验。

“仅供研究使用”

这些药物可以直接从中国的工厂购买（中国是全球肽制剂的制造中心），也可以通过美国中介网站购买，这些中介负责进口并进行检测。肽制剂到货时以粉末形式装在小瓶里，上面标着“仅供研究使用”，但这类警示只是法律上的遮羞布。使用者将肽粉与无菌水混合后自行注射，通常用的是从亚马逊买来的胰岛素注射器。

灰色市场肽制剂的经济吸引力毋庸置疑。直到不久前，像诺和泰和替西泊肽(Zepbound)这样的处方GLP类药物每月可能要花1000多美元，而“研究使用”的替代品只要五分之一的价格。

据追踪医药产品违规网络营销的LegitScript公司研究主管杰拉德·奥尔森透露，未经授权的肽类制剂的网络广告在2022年到2024年间增长了近八倍。旧金山的私人医生保罗·艾布拉姆森博士表示，他发现2025年肽类使用量显著上升，尤其在科技行业的年轻男性群体中。

虽然减肥仍是肽使用最主要的驱动力，但部分患者正尝试微剂量GLP-1疗法——期望通过极小剂量对抗其他成瘾行为：酒精依赖、过度电子游戏或网络购物。尽管尚无临床试验支持微剂量疗法的有效性，但个例传闻对某些人来说很有诱惑力。

“这看起来就是一种对‘认知极限拉满’的痴迷，”对肽类仍持怀疑态度的克拉克说。

安妮娅·格兰特坦言，与许多肽爱好者一样，她也是主要通过使用者的经验分享获取相关信息。

41岁的安妮娅·格兰特白天是AI计费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夜晚则化身业余肽类博主。2023年，在朋友指出GLP-1药物可以缓解工作压力引发的暴食后，她开始微剂量注射司美格鲁肽。她称效果显著，自此坠入个人肽研究的"兔子洞"。

在咨询了一位运动表现医生后，格兰特又在自己的方案中加入了另外五种肽：MOTS-c、埃皮塔隆、GHK-Cu、伊帕瑞林(Ipamorelin)和亲吻肽-10(Kisspeptin-10)。她期望它们能改善新陈代谢、促进肌肉增长、改善皮肤状况、提升睡眠质量、增强精力以及激素调节等。她直接从中国制造商那里订购这些产品，每套价格在50到100美元之间（只有美国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实验室价格的十分之一），然后再额外花250美元把样品寄到捷克的一家实验室Janoshik Analytics进行纯度检测。

当被问到是否有生物学背景时，她笑了。“完全没有，”她说。像许多肽爱好者一样，她主要从口耳相传的经验、Reddit讨论串、播客以及和ChatGPT的对话中获取信息。“这就像优化搜索引擎排名，不过是另一个可供调试的参数，”她说。

还有几位创始人把自己对未经测试的肽制剂的开放态度，比作他们对商业风险的容忍。

格兰特在博客文章中采访过的艾布拉姆森对此持保留意见。他对她说：“这不像投资一家有冲劲的初创公司，更像是凭一份炫酷的融资演示稿，就把钱汇给未注册的离岸空壳公司。”

“毫无根据且鲁莽”

托波尔在其关于医疗虚假信息的Substack通讯专栏中报道这类趋势，担忧人们会将GLP-1类药物的成功盲目套用到数十种未经测试、毫无关联的肽类药物上，在此过程中使自身暴露于药物污染和长期健康风险之下。

“‘自行研究’这种做法暗藏诸多隐患，”托波尔表示。“如果他们真的算得上合格的公民科学家，就该清楚科学验证的标准是什么：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与药企无利益关联的同行评审论文。而绝大多数这类肽类药物，都没有经过任何此类研究的验证。”

托波尔指出，这种业余生物黑客行为的根源，在于公众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度日渐下降，新冠疫情后，这种不信任感更是愈演愈烈。在人们对FDA失去信任的背景下，安德鲁·休伯曼、乔·罗根等健康领域网红将实验性肽类药物的使用推向了主流。其中罗根本人还接受推销“临床医生监督肽类疗法”的Ways2Well公司赞助。

2024年10月，现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承诺将终止对肽类药物的“强行打压”。（拜登政府执政期间，FDA曾对部分肽类药物销售商采取过执法行动。）不过，尽管特朗普政府将口服GLP-1类药物纳入FDA优先审评名单，并批准了Wegovy的片剂形式，但尚未对其他类型肽类药物采取放宽监管的措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部门“无法对未来的政策决策发表评论”。

“让疯子去尝试”

一位29岁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已使用处方GLP-1类药物近两年。用药后她的体重有所下降，但副作用也随之而来——频繁出现情绪低落的波动。“我一度连起床工作都做不到。”她这样说道。（出于担心用药经历会影响职业前景，她要求匿名接受采访。相较于减肥者，通过这类药物提升工作效率的“生物黑客”们似乎更愿意公开谈论相关话题，这也反映出社会对减肥用药的污名化程度更深。）

对这位创始人而言，减肥带来的健康益处大于潜在风险。她坦言承受着职业压力，必须在镜头前保持良好形象。“我看了大量发布会视频，”她说。“现在我明确发现，那些创始人里几乎没有超重的人。”

包括这位创始人在内，多名非适应症使用肽类药物的人士都表示，特朗普政府在药物监管方面采取的相对自由放任政策让他们感到振奋。这一态度与巴拉吉·斯里尼瓦桑、乔·朗斯代尔等硅谷领军人物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些人曾指责FDA的监管机构过于谨慎。

但这种心态让医学专家们深感挫败。

硅谷对放宽药物监管的支持态度令医学专家深感忧虑。

“FDA的职责，就是保护患者与消费者免受无良医疗从业者的侵害——这些人会把危险产品卖给毫无防备的民众，”哈佛医学院教授、医疗监管领域专家亚伦·凯塞尔海姆博士表示。“我认为这些人正在做一些对自身健康有害的事情，我的依据就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东西是安全有效的。”

但从创业公司创始人的视角来看，“与其依靠这套耗时十年、试图面面俱到保护所有人的体制，不如让那些疯子去尝试这些新奇的肽类药物，最终再让成果惠及我们所有人。这样一来，或许我们都会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