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谢诗涵

　　年度关键词成果转化

　　【年度故事】去年12月23日，全球首条偏振体全息(PVG)光波导中试生产线正式投产。这条由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张宇宁教授团队牵头搭建的生产线，成为推动AR眼镜核心光学部件迈向规模化制造的关键一步。

　　中试产线上，首批镜片正接受严苛检测。5个月前，张宇宁教授向我描绘的那把“平行视界”的“钥匙”，此刻已流转于工程师的指尖，从概念图景转化为可触摸的工业现实。

　　这把“钥匙”能如此顺畅地转动，背后是一套精心打磨的制度“锁芯”。作为全国首个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的核心共建者，东南大学在去年6月推出全国首创的“科技成果转化跃升10条”政策——这是一次系统性的机制重构。譬如，它用超过70%的成果收益分配，破解了科研人员“不想转”的心结；以“一门式”服务窗口，疏通了“不会转”的堵点；更以首期1亿元的“东大校友科创转化基金”为学生提供3年无偿使用学校专利创业等支持，打破了师生“不敢转”的顾虑。

　　自政策实施以来，东南大学已完成超大金额许可转让，以及赋权、作价入股等重点标杆项目达10项，其中两项过亿级，累计获得股权、收益权价值3.7亿元。

　　回顾2025年，在一次次深入高校的采访中，我清晰地感受到重心的迁移：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地正从一个被倡导的方向，演变为驱动高校创新的核心制度与评价指挥棒。让知识走出论文，不再只是科研的“锦上添花”，而是重塑其终极价值的关键命题。

　　“我们从不纸上谈兵，每一个课题都要回答产业提出的真实问题。”去年9月，身兼常州大学教授与企业家双重身份的纪俊玲在采访中介绍，当年，正是两家纺织企业登门求援，才让她决定躬身入局创办企业。从个人的破局抉择到学校的制度保障，“答题”的速度被系统性提升。在常大校企共建的创新联合体之下，企业需求直达团队，立项周期压缩至3个月，效率提升至原来的4倍，实验室成果的产业化周期，也因此平均缩短了6至8个月。从项目共研到人才共育再到成果共享，知识价值的闭环被高速打通。

　　这种从“实验室思维”到“生产线思维”的集体转向，在2025年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的现场显得尤为真切。200余项前沿成果静静陈列，而环绕它们的对话却充满市场的焦灼与务实。“目前产业化到哪一步了？”“大规模生产的成本能降低多少？”——这些成为参会者驻足询问的常见话语。追问的背后，是一种共识：技术的先进性，最终需要市场来检验。

　　会场内焦灼的追问，正在转化为会场外强劲的制度推力。去年年初，七部门出台《江苏省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实施方案》，在全省范围全面启动实施“赋权改革2.0行动”；同年11月，最新修订的《江苏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获表决通过，于全国范围内首次在法规中明确要求，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等单位按照规定推进赋权改革工作。从抓紧落实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到建立成果转化尽职免责、“先使用后付费”等配套制度——法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为整个创新链条松了绑。

　　“以前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有法可依，大家心里踏实，步子也自然快了。”作为南京工业大学赋权改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崔朝亮教授坦言，这项新政让科研人员从“能不能转”“怎么转”的纠结中解放出来，让技术转化路径清晰而高效。在学校的帮助和支持下，崔朝亮团队获得了9项核心专利的全部所有权，从医疗级气血交换膜到半导体用的高端脱气膜，相关产品自去年正式产业化以来，已在国内外上百家企业获得了推广应用。

　　从“个体突围”升级为“系统作战”，是我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最深刻的跃迁。以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为载体，江苏构建了一个超越单个高校能力的“超级平台”。在这里，全国的科研成果、企业的产业需求、“技术经理人”队伍，以及“拨投结合”的耐心资本等要素被高效整合。它提供的不仅是“一门式”服务，更是一种平台化的新质生产力。

　　这种“作战”模式，在江苏首创的“双高协同”机制中得到了进一步延伸。省内高新区与高校深度“结对”，实现了创新链与产业链在规划、资源与空间上的系统性精准耦合。这一机制成效显著：中国矿业大学与徐州高新区去年7月携手以来，校企联合开展技术攻关项目30余项，合同额近5000万元；常州大学弓晓晶教授团队的单壁碳管研发技术落地常州高新区，目前已稳步推进吨级产线搭建，填补了国产高端导电剂量产化空白。

　　“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优化‘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化’全链条的高水平服务体系，进一步落实激励机制。”一位高校科研处负责人表示。科技成果转化不再是科研工作者孤独的冒险，而成为一场由专业化体系支撑的集体攻坚。

　　【年度感悟】这一年，我时常对着屏幕上一条条成果转化的捷报，为科研团队喝彩，也曾在采访时为一项本可造福于民的技术仍锁在实验室而扼腕；我目睹了科学家变身“创业者”的踌躇与决心，也见证了企业家望向“实验室”的焦灼与期待。

　　这些情绪交织，重塑了我眼中的“成果转化”。它从来不只是纸面的合同金额，更关乎知识能否抵达它该去的地方，完成价值的终极兑现。多年前，我在采访省产研院院长刘庆时，第一次知道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商品”之间的“死亡之谷”，而今我仿佛看到这条鸿沟正一点点被消弭——那是由不断完善的制度、日益专业的平台和更加畅通的金融活水共同构筑的桥梁。

　　“成果转化”这项系统工程，度量的远不只是技术的成熟度，更是一个区域创新生态的成熟度。当创新的种子不必再赌上运气去等待“天时地利”，而是能在制度化的沃土中持续萌发、生长，我们便距离那个“让美好科技如期而至”的未来，更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