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处在从传统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时期：AI等新兴行业方兴未艾，而传统行业，面临的挑战不小。但是也有企业巧用心思，逆势而上。比如，一套很酷的螺丝刀能卖遍美国各大超市；一把竹编的热水壶，价格卖到2999，上架几万只很快被一抢而空。为什么？
经济学家何帆，过去一年里一直在挖掘这样的故事，追问中国企业如何在所谓“经济下行期”找到竞争优势，发现市场机会。他发现的秘密就是，他们搭上了“颜值时代”的班车，抓住了经济低迷期人们对于产品颜值的追求。
《问诊2026中国经济》最后一篇，我们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何帆来为我们分享他的有趣观察。他说，高速增长时期，人往往是“物质一代”：宏观上，会觉得GDP更重要；个体上，人们觉得买房买车、买奢侈品更重要。但当这个阶段过去后，就会出现“精神一代”。“精神一代”的引领者是年轻人，他们更关心如何表达自己，如何在生活中获得各种小确幸，如何让生活更有趣味。在这个背景下，产品的“颜值”变得更重要。一方面，年轻一代的审美水平比上一代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他们更看中高颜值产品提供的情绪价值。
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是十五五规划的要求，这说明颜值革命还刚刚开始。
而且，值得强调的是，不少人对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较为悲观；而何帆从2019年开始，为践行30年30本书写作计划，不再局限于书斋和课堂，他开始用脚丈量中国经济。7年下来，他的最大感受是：在基层中国看得多，反而可能会中国经济更乐观。“乐观的原因在于——你相不相信中国人的原创能力？这个民族有一个特点：高度实用主义，同时特别顽强，多灾多难，但生生不息。不管经济形势怎么变，你会看到各行各业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找到新的出路。”
1月底，何帆与我们讲述过去一年他对于中国“颜值时代”的观察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 整理/ 潘天行】
“颜值时代”
观察者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说去年也对战争经济做了很多研究，因为去年不仅全球各地军事冲突很多，还是中国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但是您没有为战争经济去写一本书，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来研究“颜值经济”，研究“美不美"的问题，这确实挺让人惊讶的。最开始的灵感从哪来？为什么您觉得它那么重要，值得讨论，甚至值得作为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一种策略？
何帆：我观察这个问题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切入的。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事物的变化和经济周期相关。
哈佛大学有个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叫本杰明·弗里德曼，写过一本书叫《经济增长的道德含义》。他讲的就是，社会道德其实会受经济周期影响。简单说，经济上行时，人会更乐观，对外政策更宽容，更主张全球主义、普世价值；但经济下行时，人会更悲观，对他人、对外部事物更排外、更封闭。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网络上的戾气更多、怨气更多；国际上民族主义、排外情绪更强——这些都和经济周期变化有关。
《变量8》写“颜值时代”，也是从观察经济周期的角度出发。我还发现另一个规律：文化时尚的变化也和经济周期有关。
经济上行时期，人们像排队一样，最前面是精英，后面是普通人。普通人相信：我只要努力，这队伍会往前挪，总有轮到我的时候。大家都相信“也许我不会那么成功，但也会是一个小号的成功者”。所以在经济上行时，时尚基本上是由精英定义的：精英说什么是好的，大家就去追随。哪种生活方式更“高贵”？比如一些运动项目——登山、皮划艇——往往都是“成功者”先玩起来，然后一群人跟着学。过去买奢侈品也类似：其实是因为大家没有审美能力，但是钱又比原来多了，所以就用钱来证明“我的品味不错”。
另一类时期，当社会出现剧烈社会变革，会出现去挑战主流文化的“反文化”思潮。比如二战后、越战时期的美国，嬉皮士去对抗主流文化；又比如新教反对天主教、启蒙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提出自由、平等、人权，去对抗中世纪封建文化。那种时期，“反文化”会占主导，因为它背后有新的财富、新的思想、新的宗教作为支撑。
但我们现在既不是过去那种高速增长期，也没有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危机，而是一种持续的经济低迷。在这种低迷期，会出现一个现象：亚文化会变成时尚的主导力量。所谓亚文化，就是过去不太被主流关注、收入也没那么高的一群人，比如年轻人、女性、少数族裔。因为资源相对稀缺，但他们也想把生活过得更美好，就会更加创造性地利用稀缺资源。然后主流文化和反文化都会看到，会借鉴甚至从中抄袭很多东西。
比如，牛仔裤就是典型例子：过去，对牛仔裤的偏好属于亚文化，起初是矿工、工人穿的，后来被时尚人士拿过去，变成了时尚元素。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期，会看到更多年轻人主导的趋势，可能女性也会主导更多一些。这个趋势还对应社会学的一个判断：高速增长时期，人往往是“物质一代”，更看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宏观上，你会觉得GDP更重要，经济、安全、工业更重要；个体上，你会觉得买房买车更重要，买各种家电、奢侈品更重要。
但当这个阶段过去后，温饱压力和生存压力减轻，到了下一代，就会出现“精神一代”。年轻人不觉得买房买车那么重要：有的人家里有房，不需要买；有的人买不起，就租房；至于买车、买家电，在他们看来甚至有点匪夷所思——因为他们一出生就见过这些东西，不认为它们是人生追求的目标。他们觉得上一代人的想法是很不可理解的。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表达自己，如何在生活中获得各种小确幸，如何让生活更有趣味。这些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恰恰也是被上一代忽视的。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能看到“颜值”变得更重要。所以我最开始关注颜值问题，确实还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切入的。因为这里面很多行业、很多专业领域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你要关心颜值经济，就会涉及时装、设计、文旅、美颜拍照等。生活方式也很重要，比如包括茶文化、年轻人喜欢的音乐会、各种艺术节等等，这些都方兴未艾。
颜值时代人们对手机拍照功能的极致追求，推动了中国手机制造业的大幅发展
所以，2025年的调研对我来说也挺有意思，因为这些领域我都是“小白”。我采访的很多是艺术家、设计师，他们也觉得挺有意思——因为他们以前没见过经济学家。我得感谢他们的耐心：我肯定问了很多“小白问题”。我原来以为艺术家都很清高、高傲，他们确实也可能清高，但突然“杀出来”一个经济学家来采访他们，他们也觉得很新鲜、很稀罕。于是他们很宽容地忍了我很多从经济学角度提出来、在他们看来很俗气、甚至很愚蠢的问题。但我从里面学到了很多。
经济增长放缓期，这些行业却火起来了
观察者网：您说颜值革命会在经济增长放缓期出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有个发现：比如上海的武康大楼，过去几十年在那儿，也没人理会。这些年这栋楼周围，天天都是熙熙攘攘的，总有人在这栋楼周边拍照。您对这个现象能否做更细致的分析？
何帆：好，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虽然经济下行，但它之前经历过很长的经济上行期，所以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整体是提高了的。这不会因为增长率放缓，人们就会说，“算了，我去过又穷又无聊的生活”。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不会因为经济增长率放缓就停止，大家依然想过更好的生活。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上行时期，你一门心思搞钱，因为机会多；现在你发现搞钱的机会没那么多了，闲暇时间反而更多。闲暇时间多了，人们就会用这些时间去琢磨：怎么把生活过得更美好。
所以，有一些行业，其实是典型的经济下行时期更容易出现或者更容易发展的行业。比如现在露营的人越来越多，去健身房的人越来越多，跑马拉松的人越来越多，骑车的人越来越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空闲时间多了，大家愿意把空闲时间花在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上。
再举个例子：过去中国人买房，很多时候是为了投资，并不在意怎么住。现在一个变化是：房价不再像过去那样疯狂上涨，你很难再指望通过买房、什么都不干就能实现财务自由。你买的房子十有八九最后要自己住。那就带来一个问题：大部分中国人其实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居住环境弄得更好。
经济下行期火爆的行业之一：体育健身类。图为2025年的广西来宾半马现场 我见过很多买了几千万、甚至更贵豪宅的人，住得跟大学男生宿舍一样，乱得不得了。那现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我要把房子收拾得更好一点。比如室内装修，我要买什么字画？家具怎么和画搭配更好看？等等。等你开始关心这些，你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原来的知识储备也好、技能也好，其实是不够的。
美好生活是一种“技能”，很多人以前并不会。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补课”的过程。而在这个补课过程中，你会看到中国人整体审美能力提升的速度非常快。原来我们普遍是“不及格”的水平，现在迅速从不及格到了七八十分，而且还在朝着九十分的水平继续提升。
你现在经常能看到，比如在电商平台上，很多“买家秀”特别有意思：你打算给房间买个家具、买个装饰品，但不知道花瓶买回去摆哪儿、怎么摆，你就去问——你只要敢问，就会发现后面一堆人把自己家里同款花瓶的摆法拍照发出来。你一看：哇，大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搭配方式；它和墙和家具、花的搭配方式都很有味道，很多时候设计师都不一定想得出来。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创造能力。你会很直观地看到一种普遍的趋势：大家的审美能力在整体提升。
再比如现在大家都拍照、发朋友圈。过去也有美颜相机，但最早的美颜算法简单粗暴：美白、削骨。出来之后人是好看了，但不像你。过去大家也习惯了——你知道它夸张到失真的程度，但也就坦然接受。
但年轻人对此不太接受。他会问：你凭什么改变我对美的理解？我可能有雀斑、有颗痣，我觉得这是我可爱的一面。他更愿意保留自己的特点，而且要求更高。
因为他不是只想拍一张大头照、简单美白。他是要去“打卡”的。比如“南方小土豆”到了哈尔滨，他站在雪地里打卡——你当然可以让我白，但你不能把我拍得苍白，我要的是“白里透红”。再比如去音乐节打卡，后面的背景很嘈杂、很乱——那你怎么帮我捕捉生活中美好的这一刻？我可能是在武康路，晚上霓虹灯下，怎么拍得更好看？我可能和朋友聚会过生日，在烛光下，要拍几张，你怎么把那种氛围感、温暖感体现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大家对生活美学的追求，其实已经变得更高了。而这种生活美学的需求，又在拉着技术美学往前走，因为人民群众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你会看到手机公司在算法上不断推陈出新——需求在变，技术就得跟着变。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甚至能看到，在“影像”这个产业中，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大国。最早的影像时代是光学镜头风靡，德国很强；后来有了数码相机，日本很强；但到了互联网时代，没有人能跟中国比。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影像方面的内容创作，甚至升华为艺术的作品，这些作品我觉得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
观察者网：很有意思。我们能感觉“颜值时代”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手机行业的创新变迁，它和时代热潮相关。从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看，还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反映经济下行期审美趣味改变而产生的技术或行业变革？
何帆：科技发展有它的特殊性，因为科技发展有路径依赖。恰好到了那个时候，各种技术元素都成熟了，它会蓬勃发展，但其实这种变革“迟早会出来”。所以科技和时尚变化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直接。不是说时尚变了，技术就会马上跟着变。
但我们能看到，品牌的变化、商业模式的变化，和经济周期变化的关系会更大。比如日本在经济低迷之后，奢侈品不好卖了，但出现了优衣库、无印良品这些新的平价品牌。很多人理解为：你没钱了，所以消费热点从奢侈品变成基础款，基础款是奢侈品的“平替”。这个理解其实是错的。
年轻人现在不喜欢买奢侈品，当然和收入增长速度没以前那么快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年轻人“不屑于”买奢侈品。他会觉得，那是上一代很无聊的做法。他追求的是“小确幸”。而当他买优衣库、无印良品这种风格的基础款时，背后还有一个逻辑：他有一种审美自信。同样是牛仔裤、白衬衫，但我就能穿得跟你不一样，我能搭配出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上一代人往往不具备这种能力。
消费低迷期，为什么无印良品和优衣库这样的企业，能够实现营收、利润的逆势增长？作者认为，跟颜值时代年轻人的审美观念息息相关
所以我觉得，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都会出现类似变化：时尚的潮流会随经济周期变化。经济下行时期会出现一些“特有的时尚”：一个是基础款流行，另一个是复古风。我们国内现在也在讲，流行“经济上行时期的美”，说那个时期的人更有“活人味儿”。其实也是这个逻辑。
当然，你让年轻人真回到2000年，他是不愿意回去的——那时候连外卖都没有，他活不了。因此他们其实是在“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用上一代人的青春，给自己的青春增加一些色彩。
国外也一样。全球整体经济增长周期放缓，全球流行的时尚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谓的“Y2K”风——回到2000年前后。那时候穿搭更肆无忌惮：露肚脐的低腰裤，各种闪闪亮亮的首饰、装饰等等，这些都有共同的特点。
青年人是“颜值革命”的主角
观察者网：您对几代人的分析很有意思。比如您说，60后和70后关心宏大叙事，他们不关心美不美的问题；80后和90后，集宠爱和责任于一身，找不到亲近美的闲暇；00后喜欢圈地自嗨，他们才是改变规则的一代人，虽然很多人选择了“躺平”，但并没有睡着，美是唯一能激发他们兴趣的话题。不过，您也说，00后可能是最后一代“仍然得到重视”的年轻人，等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新出生的年轻人就会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这是为什么？这个判断有点反直觉。
何帆：现在人口问题可能还没那么明显，但中国人得有危机感。我们能看到生育率越来越低，而且可以讲是断崖式下降，这其实很危险，因为最后生育率的下降会“自我实现”。
年轻人越来越少会带来一个问题：公共政策会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年轻人。很简单，当老年人多的时候，你讨论要提供什么公共服务，会更偏向老年人还是更偏向年轻人？尤其是很多决策者本身已经步入老龄，他对“老年人上台阶不方便”、“养老设施不方便”这种事，是有切肤感受的，所以政策更容易往这边出。
但决策者他们已经过了“要生娃、要养娃”的阶段。你跟他讲年轻人的困难，他没有那么切肤的感受。结果就是资源会向老年人倾斜。越倾斜，年轻人得到的支持就越少；年轻人会觉得养孩子成本更高、更累，生育率就会进一步下降。
当年轻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性格也会发生变化。原来年轻人更外向，会觉得“我代表新潮”。但当他们被边缘化，发现别人不听他们的的，他们就会“闭嘴”，自己玩自己的，变得更内向、更被动。没有声音，就会更不受重视。
这时候，表面上你未必会觉得社会在“刻意歧视”年轻人，但客观结果就是对年轻人越来越不利。
我举个例子：当我们讨论金融政策时，常会说要降低家庭部门杠杆率。听起来这很正常，是个技术性政策，是从整体经济系统考虑。可是，如果一个家庭以老年人为主，他杠杆率本身就不高——他们到了老年更多是花过去的储蓄；但如果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小夫妻，他杠杆率天然更高，因为要买房、要各种开销。因此这个政策看起来中性，实际却对年轻一代不友好。
所以这是我们从现在就要关注的问题。现在还不至于说年轻人会被彻底遗忘，但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走下去，大概率年轻人会被边缘化。而一旦年轻人被边缘化，再想调整回来就非常难——包括升学率的回升、社会的朝气，以及年轻人对“只要努力，明天会更好”的那种信念感的遗失。
这一代人毕竟还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如果到最后变成“听天由命”，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都会受影响，这对我们这个民族非常不利。
观察者网：这也是促使您关注“颜值时代”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
何帆：对，基本上讲，我就是要跟年轻人沟通和对话。你跟年轻人讲别的，他听不懂，也不愿意听；你跟他讲艰苦奋斗，他肯定听不进去。你唯一能跟他有共同语言的，是跟他讲“颜值”。这个他听得懂，也接得上话，也感兴趣。
颜值里包含了很多你想跟他沟通的价值观、世界观——你要把这些放在“颜值”里面去讲，他才听得懂。
我们也能看到，政府其实也非常关心年轻人。从中央到地方，我在书里也写了一些案例。比如浙江衢州的龙游县，他们提出要建“青年友好型县城”。我觉得这是对的：你要把更多的年轻人吸引过来，年轻人来了就有活力，有活力就有人气，有人气就会带动新的商业模式、商业创新。
浙江衢州龙游县小南海镇汀塘圩村，艺术让这个普通的小村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前来打卡。图为村庄的瀫石光·艺术生态走廊，艺术品散落在田野、村庄的角落里
而且说实话，花的钱未必需要那么多，但效果会特别好——年轻人会玩，会张罗。所以我觉得有一批先知先觉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这些事。我们希望把成功案例分享出来，希望更多地方都能去关心年轻人。
如果年轻人觉得生活很爽、活得很有意思、机会越来越多，他们就能把优势释放出来。年轻人其实是一座被深埋的宝藏——只要开发出来，潜力无穷无尽。凡是需要想象力、需要表达自我、需要沟通交流、需要与众不同创意的事情，交给年轻人做没问题。他们的审美能力、视野、表达能力，我觉得都远超过上一代人。只是过去没被重视而已。
“颜值时代”的创新，是玩出来的
观察者网：您提到了颜值时代做产品的思路，叫作“深度自嗨”——自己本身就是某个领域的发烧友，玩心大发，因此做出了新的了不起的产品。可否请您举一些有趣的例子？您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阶段主要矛盾”论——中国人想过美好生活的愿望和不会过美好生活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要“让一部分人先会玩”论——让一部分先会玩，先玩的人带动更多的人，大家一起玩得嗨起来。您觉得，“深度自嗨”是不是00后创业的一大特质？或者，可否视其为现阶段中国经济活力源泉之一？
何帆：对。过去那种狂飙突进式的创业方式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要找新的赛道，而新赛道的机会之一，就是生活方式会越来越多元，每一种生活方式会形成一个小圈子。大品牌没办法完全满足这些小圈子的需求，因为大品牌要做供应链整合、降成本、提质量，它不会去细想你这种“很特殊的需求”。
所以小品牌如果和大品牌正面竞争，肯定竞争不过。那怎么办？就专门服务这一小群人。举个例子：我也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跑者。你会看到中国出现了一些专门做跑步服装和装备的小品牌，它们考虑得特别细。耐克、阿迪那些跑步衣服，说实话，严肃跑者会觉得不方便。
比如，跑步要戴表看心率，那长袖T恤能不能在手腕位置开个缝，让我一边跑一边看表？再比如跑步要带手机，手机放哪？跑得时间长，还得带盐丸、能量胶——这些大品牌不一定会考虑，但小品牌会把你的这些需求都考虑到。
作者认为，颜值时代，深度自嗨型的创业成为典型特点。图为跑步装备 这些小品牌的创始人往往自己就是深度爱好者。他爱好到什么程度，就是市面上的产品和服务都满足不了需要，才自己去创新。我玩得程度比你深，所以我能把需求想得更细，做到我自己满意。
后面跟进用户大多是“小白”，他们觉得，这个产品“大牛”都满意了，我们跟着买就行了。于是就会出现很多我称之为“深度自嗨式”的创业：你不用跟用户反复沟通，因为你自己就是头号用户、头号玩家。你自己玩得很嗨，做出创新，别人自然就会跟随。
这种模式很适合很多小品牌、新品牌。当然，小品牌天然也很难做成大品牌。但这确实是中国经济生态系统出现的一个新变化：我们原来的生态系统有点像稀疏的草原，物种不多，“非洲五霸”这五个物种就占据了整个生态系统，那小的物种就根本没办法生存了。
但我们现在更像是热带雨林，里头物种极其丰富，有高大的乔木，有低矮的灌木，还有苔藓和地衣；有的树是朝阳光方向生长，有的则逆着阳光生长，各有各的生存方式，各有各的存在道理，各自占据一个生态位——当然，这些生态位可能比较小。
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现在的商业环境就是这样——你想挣大钱、挣快钱的机会越来越少，但你想挣小钱、挣慢钱的机会其实并不少，还是很多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
颜值革命——破除内卷之道
观察者网：您还提出了破除内卷的几个案例。比如走高端路线的“学古”保温壶，与“美好生活”概念结合、走设计化道路的五金工具HOTO。分析完这些案例，您提到，中国经济的必答题是技术和市场，拼技术的已经拼完了，拼市场的已经拼了好几轮了，这时候就轮到做选答题了；很多没有被关注到的设计洼地，都值得重新做一遍。这句话如何理解？是不是可以说提升颜值，成为破除内卷的一个利器？
何帆：中国制造业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先能生产出来”。甭管好坏，我反正能生产了。原来在短缺时期，各种东西都没有，所以你看乡镇企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产品质量并不好，很多甚至是残次品，但它毕竟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日常需要。
慢慢地，大家就不满意了：东西质量不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开始改善质量。改善质量的同时，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又会把价格压得很低。再往后，我们又开始在技术上不断提升。
所以现在很多中国制造业，单纯从技术来说，已经丝毫不亚于国外品牌。制造业的技术相对来讲更容易追赶，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通过逆向工程、通过国产化研发，很快就能赶上。
同时，中国企业过去也在供应链管理、销售渠道、销售网络上拼过很多轮；搞营销、拼市场，也拼了很多年。如果你问还能不能继续拼？能拼，但毕竟已经激烈竞争了好几轮了，你未必能干得过别人——因为别人也已经干了很多年。
但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洼地”。这个洼地来自于：很多制造业企业，原来对设计不是特别在意，生产的东西“很丑”。你只要把颜值提高——相比技术研发、相比渠道建设，这件事并不难，但效果反而会更明显。
这会成为很多中国产品接下来要经历的过程。比如电动汽车行业就是典型。起初，这个行业的很多创始人都是理工男。理工男不在乎产品要设计得多好看，他也不会。他更在乎的是能把这些东西生产出来。
可当你越卖越好，用户结构就变了：从最开始那些对技术很痴迷的技术控，变成越来越多的年轻用户、越来越多的女性用户。年轻用户和女性用户有个共同特点：他们不太关心技术参数，他们要求东西必须漂亮。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各个行业里挖设计师挖得最疯狂的，就是电动汽车行业。我甚至听说，有的电动车公司跑去游戏公司挖设计师，做人车交互系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过去你是做生产的，现在你在设计方面比别人做得好一点——不需要做到极致，但只要比别人多做一点，就会站在新的竞争制高点。
中国其实也有很多设计师，他们水平提升得很快。但在中国做设计，不能像国外那样：国外很多设计师很高傲——我设计的东西，我就定义它是好的，高级的；哪怕它一点也不实用、很怪，大家也会追捧，这就是名家作品。
在中国，这一套行不通。第一，你还没发展到那个阶段；第二，现在经济下行，大家也没有闲钱去追捧那种“毫无用途、奇奇怪怪”的设计。大家更在意的是：你必须给我一个“又好看、又好用”的东西。
所以中国设计师的一个竞争优势在于：你在中国，背靠一个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如果你是设计师里最懂生产的，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变现能力就会很强。
中国企业生产的高颜值工具箱，在全球大受欢迎
我在书里讲了一个五金工具品牌，叫HOTO。他们的产品设计当然也做得很好，但他们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对中国制造业更了解。HOTO是做五金工具的，比如螺丝刀。根据直觉经验，你要找工厂生产，肯定去五金行业找代工厂。但五金行业有个特点：小企业居多，所以生产能力、管理能力都不算特别高。HOTO团队经过调研，他们去手机行业、家电行业、汽车行业的供应链找到了供应商，让这些供应商来给他们代工。为什么？因为手机、家电、汽车等行业是中国制造业的排头兵，它们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远超别的行业。
那么，这些大厂供应商为什么愿意接五金工具的订单？因为现在他们的生产能力太庞大了，能力在溢出。虽然五金工具的订单不大，但它很稳定——五金工具订单可以一做做好几年。只要有稳定订单，对他们来说就像“搂草打兔子”，顺手就做了。
所以这里头会出现很多“套利”的机会：最懂生产的设计师，和最懂设计的生产企业，将来都会是中国最有竞争力的。
基层走得多，反而对中国更乐观
观察者网：很有趣的发现。您的规划是“30年30本书”，现在已经进展到了第9本的写作，您自述最初的动力是记录中国历史最激动人心的时期。其中您提到了讲好中国故事。之前中国舆论场中一直在讨论中国在国际上“挨骂”的问题，有人说，等经济发达了，自有大儒来替中国辨经；再加上我们放开签证，很多老外来到中国，他们正在把中国故事传到国外。但这些讨论似乎暗示了一个前提：觉得中国人自己讲的故事，缺乏海外传播力。另外，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喜欢坐而论道，拿出一套模型，指点中国经济应该如何如何才是最优解之类的。但是您把视野下沉到乡野民间，讲述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活生生的中国故事，您的初衷是什么？觉得这八年，这个初衷完成得怎么样？
何帆：我最大的感触是：中国发生的变化非常快，这些变化你在数据里看不到，在论文和书本里也看不到，所以你必须去了解现实里找，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关注的更多是平凡人物。很多时候，人物本身很平凡，但舞台不平凡，时代会给他加持，让他做出一些远超自己能力的事情。我很看重的是：这些平凡人物做的事情背后有什么逻辑？这种逻辑能不能给别的行业、别的人带来启发？
这些年来我最大的变化是：我原来是研究宏观和国际经济的，以政策研究为主。那时候说实话心里会有点不踏实——因为你对中国经济的了解主要来自宏观数据。经济学有一套方法，你能从数据推断发生了什么，但你毕竟没去看过现场，所以心里不踏实。
而且你还是所谓“专家”，别人会觉得你应该什么都知道，你得给出判断。但当我开始做《变量》系列之后，有两个重要的感触。
第一，我的身份从“专家“变成了“学生”。因为我采访的行业太多，我不可能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都是专家，事实上我没有一个行业是真正懂的。所以我可以很坦然地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去问别人。这种感觉很舒服——你不需要装专家，你回到学生身份，去了解现实里正在发生的变化。我并不会认为自己看得多了就什么都知道了，我依然只是走马观花，看了一些皮毛，但“看过”和“没看过”的感触是不一样的。
第二，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比原来慢，所以悲观的声音很多。但我的感受是：如果你在基层中国看得多，你反而可能会更乐观。乐观的原因在于——你相不相信中国人的原创能力？这个民族有一个特点：高度实用主义，同时特别顽强，多灾多难，但生生不息。不管经济形势怎么变，你会看到各行各业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找到新的出路。
所以我希望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能够给那些现在还在犹豫、彷徨、迷茫的人一点启发：人家能做，那我是不是也能做？而且这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企业，也不是什么特别天才的人物，就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中国的多样化程度很高：你在一个行业里打破脑袋想不出来的解决方案，可能在另一个行业，他们日常就是这么干的。你看得多了，就会从不同地方获得启发——这是我做《变量》调研和写作八年来，最大的收获。
未来全球市场：“中国灵魂”会越来越取代“中国制造”
观察者网：您说，下一部书会专注于出海，您带着怎样的问题去做这些调查，可否提前透露一下？
何帆：我现在大概的感觉是：中国企业出海，并不单纯是因为关税战，为了绕过关税壁垒。它背后是全球化正在出现重构。
我并不认为全球化会回到90年代、21世纪初的那种状态。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区域化，各国会强调本国的生产能力、本国的经济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没有机会，恰恰相反，它可能意味着机会会更多。
过去的全球化比较简单：可能一个工厂只有一条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生产一百万件产品，然后卖到一百个国家。但现在不一样了。你不再面对一个统一市场，你必须有十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只能生产十万件产品，分别放到十个不同的地方销售。
你说全球化结束了吗？不是。全球化的难度比原来提高了，方式也跟原来不一样了。但它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更深化了——也就是说，我现在不仅仅给当地市场卖产品，我还得帮他们把生产线建起来。
生产线建起来之后，供应链的“灵魂”实际上是中国企业在做。未来在全球市场上，“Made in China”的产品很可能会越来越少，但会有越来越多的全球供应链背后其实是“中国的灵魂”。
在未来，越来越多的全球供应链背后会变成“中国灵魂”。图为沈阳的工业机器人工厂 我想探讨的就是：这样一种新的全球化，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它的逻辑是什么？中国企业又应该怎么做？我们原来那些成功的做法，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未必还能用。
比如过去，你的目标是“我要卖东西给某个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市场里要占绝大比例份额”，在新的格局下，这样做可能就是找死。你在当地市场做到超过50%、60%，别人就没法活了。所以你要怎么去帮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当他们收入提高之后，他们对中国的需求就会提高，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会提高。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全球化会出现一种人类以前没见过的新组织方式。我对这个非常好奇，想去看看它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会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但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一些最早的案例，能让我们初步看出一些端倪：它不是原来那种“出海卖产品”，甚至也不是现在大家讨论的“去某个地方开厂、把中国工厂搬过去”。它更像是从更深的层次，去重新整合全球供应链的一种方式——而这件事，只有中国能做。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做？因为全球最强大的制造能力、生产能力、工业化基础，只有中国具备。
但它最后会长出什么样的形态？包括一旦发生这样的变化之后，中国经济也会跟着变化：中国的就业、国内需求、宏观经济结构都会发生变化。这些是我今年重点想调研和思考的问题。
观察者网：这也是一个长期过程，能不能用一个具体案例来讲讲，究竟您设想中的“中国灵魂”的全球供应链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过去大家喜欢用苹果当例子。有一种参照苹果的设想是：未来新能源车可能不一定都在中国生产，中国更像全球设计中心，转而在其他地方生产。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内不管决策者还是普通关心中国经济的人，最担心的就业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何帆：就业这个问题，我觉得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个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一代不愿意去工厂。未来中国制造业会遇到一个很严峻的考验——你没有产业工人。这可能是大势所趋。现在年轻人、所谓“民二代”，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其实工厂待遇比原来提高很多了，工作条件也好很多了，但他进去之后会觉得自己变成“螺丝钉”。送外卖虽然也被困在系统里，但好歹觉得自己还有一点自由，还能出去透透气。
可问题是：中国攒下这么深厚的制造业基础，如果没有产业工人，再怎么自动化也不可能100%自动化。那你从哪里去寻找与中国制造能力相匹配的产业工人？这是摆在中国制造业面前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方面是人口老龄化。你看日本的经验：我必须到海外去投资。等于我投资之后，用海外的年轻人赚钱，赚了钱再回过头来养国内的老年人。你没有出海，你的老龄化是解决不了的。
当然，这个趋势也会带来国内的一些变化。比如按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沿海地区未来可能衰落，可能反而内陆一些地方会发展起来。因为本土的制造业起来了，而沿海地区原来的模式是什么？是本地人不够，靠吸引来自内陆的廉价劳动力来生产，然后把产品大量卖到海外市场——这个模式以后可能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去中国经济发达的地方是沿海，以后沿海可能就不那么发达了。整个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会出现调整。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新变化。
观察者网：谢谢！期待明年的时候，您能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一年调研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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