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内7家城商行获批增资,地方国资成“输血”主力,此举意义何在?

市场资讯
Mar 10

  来源:财闻

  据财闻统计,今年以来,至少有7家城市商业银行(简称“城商行”)获批增资,还有4家城商行公告通过发行股份或资本工具补充资本。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付一夫指出,城商行增资是由资本承压、监管趋严、业务扩张与风险抵御等因素综合驱动的。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数据,2025年四季度,各类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指标中,城商行水平最低,且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的15.46%。

  此轮城商行增资,地方国资成为主要入股力量。对此,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副主任袁帅对财闻指出,国资入股城商行,一方面有助于避免出现区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有助于强化地方政府对当地金融资源的引导能力。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提醒称,要防范国资入股后的过度干预及退出机制缺失等问题。

  城商行集中增资

  3月7日,成都银行(601838.SH)公告称,已收到《四川金融监管局关于成都银行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注册资本由37.36亿元增加至42.38亿元。

  据财闻不完全统计,参考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行政许可信息,除了成都银行,今年以来,还有6家城商行获批增资。

  1月4日,新疆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同意新疆银行注册资本由79.06亿元变更为122.23亿元;同日,四川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同意雅安商业银行增加注册资本9.57亿元,增至28.57亿元;1月6日,青海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同意青海银行增加注册资本6.48亿元,增至32.05亿元;1月7日,山东金融监管局披露,同意临商银行注册资本增加6.4亿元,增至50.73亿元;1月21日,山东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同意东营银行注册资本增加4.47亿元,增至48.43亿元;2月10日,山西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同意山西银行注册资本由258.94亿元变更为273.09亿元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城商行公告通过发行股份或资本工具补充资本。1月4日,河北监管局披露信息,同意保定银行变更注册资本方案,募集股份2.5亿股。1月9日,广东金融监管局披露信息,同意广州银行发行不超过100亿元(含)人民币的资本工具。1月23日,九江银行(06190.HK)公告称,已收到九江市财政局、兴业银行(601166.SH)出具的意向函,拟认购该行内资股。2月10日,湖北银行披露的定向发行报告书显示,该行已完成18亿股股份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总额达76.14亿元,注册资本增至94.12亿元。

  从商业银行整体情况来看,城商行资本补充压力相对突出。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近期公布数据,2025年四季度,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指标中,城商行、民营银行、农商行、股份行、国有行、外资银行依次为12.39%、12.55%、13.18%、13.58%、18.16%、20.36%。其中城商行最低,且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的15.46%

  城商行增资的核心原因是资本承压、监管趋严、业务扩张与风险抵御的综合驱动。付一夫对财闻表示,一方面,城商行普遍面临资本充足率压力,需满足更严格的监管要求,夯实风险抵御能力,应对经济波动下的资产质量与不良风险。

  另一方面,随着业务扩张、信贷投放、普惠金融与区域服务需求上升,城商行需要充足的资本支撑规模与结构优化。同时,部分银行股权结构分散、治理效率不足,增资可优化股权、提升治理水平,为长期稳健发展与服务地方经济筑牢基础。

  地方国资入股

  值得关注的是,此轮城商行增资,地方国资成为主要入资力量

  在上述提及城商行中,新疆金融投资(集团)入股新疆银行37.77亿股;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金融局等入股雅安商业银行;西部矿业(601168.SH)、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入股青海银行;山西省财政厅注资山西银行,持股5.18%;53家法人股东参与认购湖北银行的18亿股定向发行,其中35家为新增国有法人股东;兴业银行、九江市财政局意向认购九江银行拟发行的内资股。

  另据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中小银行发展报告2025》,2024年以来,有超过30家城商行进行了增资扩股,其中各类国资主体(尤其是属地国资)成为最主要的入资方。

  该报告指出,国资入股不仅可以充实中小银行资本,提升其市场认可度,还能通过人事任命董事会等渠道加强对银行的控制力,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规范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潜在风险。

  袁帅对财闻指出,城商行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金融枢纽,其经营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区域内小微企业融资、基建项目推进等关键领域,当城商行面临资本压力时,国资出手可以快速筑牢风险防线,避免出现区域性金融风险。同时,还有助于强化地方政府对本地金融资源的引导能力,推动城商行将更多信贷资源投向地方重点产业和民生项目,实现金融资源与地方发展战略的精准对接。

  柏文喜对财闻表示,国资入股确实有助于推动城商行治理优化、业务转型、资本补充长效机制建设,还可能重塑区域金融生态。但也要防范过度干预及退出机制缺失等问题。他认为,城商行应将资本补充与体制机制改革相结合,逐步实现从“外部输血”到“自我造血”的转变。

  广州思益得首席策略官陈彦颐向财闻分析称,随着部分城商行由“民营主导”转向“国资控股”,如何在强化管控的同时保持市场化活力、避免行政干预过度,将成为未来治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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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睿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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