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组织的AI次方——3个前提与14条推想

市场资讯
Mar 14

  来源: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 杨斌

  今天是 π day(3.14)。

  π 象征无限,而 AI 正在让许多组织的未来,从线性走向无限。如果把这个过程写成一个公式,也许是:

  x^AI

  这篇文章,便是关于这个公式的 3 个前提与 14 条推想

  当前关于“AI+组织”的讨论,大多沉浸在一种线性叠加的乐观叙事之中,像是把人工智能当做一种可被直接注入旧有引擎的高级燃油,就能让组织这辆列车跑得更快、更稳。但AI真正对组织的影响,不是简单的赋能而是系统的重构,并非物理意义上的“+”而是“幂”——就是将组织本身视为底数(x),而将AI置于其指数位置,构成组织的AI次方的结构性格局。其结果,绝非旧组织(x)的简单优化,而是对新组织(a)的催生与定义。

  这可不是一场“在好上加AI、变得更好”的赋能,而是一次倒逼底数自身发生范式跃迁的深度重构,其过程注定伴随着认知的解构与阵痛。

  以下提出 3 个前提与 14 条推想,遵循这一底层逻辑,试图勾勒AI置于指数位后,组织形态可能发生的深刻质变。

  前提一:AI在指数位,是组织存在的结构性必然,而非可选。

  AI被置于组织能力的指数位,这已成为一个时代性的结构性格局。任何组织,若其底层运作逻辑(x)仍深陷于前AI时代的范式,那么在AI指数效应的运算下,其价值将快速稀释。未来的生存权,只属于能够完成范式迁移的新组织,即a^Al中的那个“a”。这场变革的剧烈程度,取决于旧形态x与新形态a之间的“认知距离”。

  距离越远,变革的撕裂感越强;觉悟越早,跃迁的主动权越大。

  前提二:组织是动态的“知识与能力”集合体,AI是强大的非中性的转化器、K型分化器。

  组织是一个由动态分布、不断变化的能力与知识构成的复杂集合。AI的作用绝非中性。它依据“可编码性”、“可压缩-泛化性”等原则,对组织内在要素进行彻底的分化:

  能力的K型归核:那些易于编码、重复性强、服务于确定性目标的能力,其“底数”属性小于1,在AI的指数运算下价值将迅速坍缩。反之,那些依赖于复杂情境判断、人类情感互动、长期意义构建的能力,其“底数”大于1,价值将被AI指数级放大,成为组织不可替代的核心。

  知识螺旋的“人-模共生”重构:生成式AI与专属大模型的出现,使野中郁次郎的SECI知识螺旋必须进行根本性扩展。企业专属大模型并非单纯的显性知识库或隐性知识载体,而是一种动态的、人机协同的知识共创系统与组织记忆的数字孪生。在这一结构中,人类组织的知识体系第一次出现了第三种主体:“模”——AI大模型。 过去的知识创造主要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现在扩展为“人-模-人”的复杂交互网络: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都与“模”进行双向的转化与融合:隐性经验成为“模”的养料,而“模”的洞察内化为成员的新认知。它既是对显性知识的智能重组,也能将组织隐性经验参数化、并能在新情境中激发转化。知识管理从静态归档,转向设计“人-模协同”的创造场,工作、学习与创造的边界在此融合。

  前提三:AI时代的组织竞争,是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并存的复合博弈。

  大多数组织将卷入“用AI优化旧脚本”的有限游戏,陷入很不幸的同质化内卷。真正的突破,只属于那些投身于无限游戏的组织:以自身持续进化、无限延续为目的。前者的脚本由效率与优化撰写,后者的规则由独特信念与有机创造来定义。

  基于这三个前提,对组织未来的演化轨迹,有如下十四条方向性推想。

  推想一:组织边界将从清晰的“物理围墙”融解为动态的“核心能力引力场”。

  组织的核心,将是一个由“大于1的核心能力”所定义的、动态的引力场。其规模与范围,由其核心能力所能吸引、整合的外部资源与伙伴网络决定。组织形态将向稳定的核心(战略、文化、关键创新)与动态的“星云”(项目制团队、一人公司OPC、AI智能体、外部协作网络)演进。

  推想二:“一人公司”(OPC)将作为“能力原子”的终极形态而普及。

  OPC的崛起,是“大象与跳蚤”生态的AI强化版。是组织能力完成“归核化”与“原子化”之后的显性形态。AI为“跳蚤”(独立工作者/OPC)装上了强大的“能力外骨骼”,使其能承担更复杂的项目;同时迫使“大象”(大组织)向平台化、生态化的“智能核心”转型。未来的竞争是“智能核心+多元跳蚤”的生态网络之间的竞争。

  推想三:组织的核心职能转向对外的“生态运营”与对内的“意义淬炼”。

  向外,运营动态的“核心能力网络”;向内,持续“淬炼”与“护持”那些定义组织独特本质的“核”(即a的内涵)。高管的角色进化,融合“首席生态官”的构建力与“首席意义官”的心件与定力。这意味着组织不再只是管理内部员工,COO开始运营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能力生态。

  推想四:组织文化必须经历“行为化”编码,被写入并存活于“模”之中。

  组织文化的传承,在AI 时代是将其转化为成员在关键决策、日常互动中可被观察、记录的一致性行为流。组织的心智模型,是由其组织成员历史行为多模态数据所刻画的“大行为模型”。只有将文化注入行为,再通过行为数据喂养“模”,文化才能成为组织可迭代的数字基因。行为化编码,必然会带来彻底的深度再数字化过程。

  推想五:静态的“知识管理”将消亡,动态的“人-模共创螺旋”成为核心智力活动。

  组织最具战略价值的活动,是精心设计并催化“人-模协同”的知识创造场。每一次项目复盘、战略讨论,都应被视作喂养组织专属“模”的高质量“上下文”;同时,“模”生成的洞察又应能无缝反馈,激发新的思考。知识在此螺旋中持续流动与进化。

  推想六:信任机制将演进为核心能力市场的终极“操作系统”。

  在由无数OPC和能力网络构成的新兴市场中,传统的信用背书(学历、职位)会贬值或仅作为参考。新型信任建立在可验证的链式“行为指纹”基础上。每一次项目交付质量、协作可靠度,都将被累积为信用资产。个人的行为区块链式的信用档案,将成为其在能力市场中获取机会、定价价值的根本依据。

  推想七:学习与发展职能的出路在于催化“协同进化”与守护“元能力”。

  如果组织的发展部门仍专注于传授“底数小于1”、注定被AI自动化的技能,它将失去合法性。它的新使命必须是:设计流程,催化“人-模协同进化”;坚决地培养与守护“学习如何学习”、“批判性思考”、“复杂问题建构”等元能力。这些是驾驭AI,而非被AI替代的关键。

  推想八:内驱力(自主、专精、目的)将从少数组织成员的美德变为合格组织成员的数字生存护照。

  由外部奖惩驱动的、可预测的行为模式,最易被AI替代。只有发自内在好奇心、追求专精、并锚定长远意义的非标准化、创造性工作,才能居于AI自动化经济的暴露“盲区”,或与AI形成高阶互补。AI的归核效应,正在倒逼每一个工作者变得更加内驱、自驱。

  推想九:“不可被岗位描述”的特质,将跃升为组织最珍贵的核心竞争力。

  那些能够被清晰写入岗位说明书、被标准化流程所规定的能力,其价值会持续流失。相反,那些“不可被描述”的、深植于人类特质的隐性能力——如跨领域的战略直觉、深刻的共情与连接能力、道德困境中的抉择勇气、在冲突中构建共识与意义的能力——将成为区分“可替换的人力资源”与“不可替代的人才”、区分卓越组织与平庸组织的最终壁垒。

  推想十:决策权在数据权威、算法建议与人类终责之间重新分配与制衡。

  自上而下的科层制“长官意志”决策模式将瓦解,决策权形成新分布:一线的组织成员因为贴近场景,掌握“数据权威”,其行动自主权扩大;组织的“模”提供强大的“算法建议”权重。而正因如此,领导者在多重概率化选项面前,基于价值观、伦理承担和勇气所做出的最终抉择与责任承担,变得前所未有的关键。领导力的重心,从“提供答案”转向“在不确定性中界定问题、做出抉择并背负全部责任”。

  推想十一:社会面临的最大鸿沟将是“进化时滞”。

  AI驱动变革的速度是指数级的;而教育与个体更新技能的速度大体仍是线性的。这种巨大的“进化时滞”,将是未来社会焦虑加剧、技能错配与组织转型阵痛的主要根源。这也要求负责任的组织主动搭建内部“人-模共生”的桥梁,部分弥补甚至跨越这种时滞。

  推想十二:权力的根本来源从组织职位移向“定义与阐释意义的能力”。

  在无限游戏的疆域中,由科层赋予的职位权力影响力减弱。真正的权力将属于那些能够为组织定义一个引人入胜、持续进化的无限游戏叙事,能够回答“我们为何存在”、“我们将去向何方”等终极问题,并能激发成员内心深信不疑、共同奔赴的人。领导力更加转向为感召个体、编织意义与凝聚共感的艺术。

  推想十三:组织间深刻的竞争,在于能否“生长”出AI原生的新器官、新流程与新物种。

  AI模变时代最深刻的挑战是企业是否具备“生长能力”——即能否催生出全新的、与AI深度共生的岗位组合、协作方式,乃至完全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构建的、此前不存在的“AI原生业务单元”。这要求组织具备极高的战略想象力、允许试错的文化包容性以及快速重配资源的系统柔性。

  推想十四:AI终将如电力般隐入背景,所有竞争将回归组织本质的较量。

  遥远的未来,当AI成为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时,指数位上的AI将会融入、淡出。届时,一切喧嚣褪去,所有的竞争将彻底回归为本质较量——即剥离所有技术光环后,一个组织最初的信念、持续的创造活力、以及那份不可压缩、不可复制的独特灵魂之间的比拼。

  将AI置于组织的指数位,可不是强调AI多厉害,尽管它确实存在指数级影响——这是个对我提出的“AI次方思考”的误解。指数位思考,更像是一个思想实验,来追问每一个组织与个体:当AI工具强大到足以模仿甚至超越我们过去的多数技能时,我们究竟选择成为什么?又因何目的而继续存在?

  这真的不是一场关于在旧赛道上如何跑得更快的竞赛。这是一场关于为何奔跑、奔向何方,甚至于是否需要再定义“奔跑”与“道路”的重构。指数级力量的工具,指数位的倒逼与分化、催化,使它的底数“组织”发生质变。这场从旧组织(x)向新组织(a)的很不舒服却必然且伟大的跃迁,已然拉开序幕。个人和组织唯一该做的、能做的,是看清趋势,摒弃路径依赖,主动投身于这场重构,以期在指数位的AI的剧烈推动作用下,进化成为兼具韧性、智慧与灵魂的新生命体、新组织体。

  发表于2026年π日,314日)

  作者简介:杨斌,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等职。杨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与领导力、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高等教育管理等;著有《企业猝死》《战略节奏》《在明明德》等,译有《大学的窘境与革新》《变革正道》《管理者而非MBA》等;开发并主讲《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领导力与组织变革》《管理思维》等多门清华大学精品课程。

  内容来源:《iWeekly周末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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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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