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值压力与政治周期交织:特朗普时代的美股牛市真的要结束了?

TradingKey中文
Mar 14

TradingKey - 从市场表现来看,特朗普执政周期始终伴随着美股的强劲涨势。在2017年1月至2021年1月的首个任期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累计上涨57%、70%和142%;2025年1月开启第二个任期以来,三大股指又集体录得14%-15%的涨幅。

尽管多数总统任内都能见证股市上涨,但特朗普执政期间美股的年化收益率,在百余年历史中高居历任总统之首。

需要注意的是,这轮牛市的催生因素兼具政策与技术双重属性,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导向叠加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突破,共同推动股指屡创新高。

然而,美股股市的高估值压力以及政治不确定性,可能成为打破上涨势头的潜在变量。

对于2026年美股是否会出现崩盘,市场尚无确切答案,但历史数据与当前信号已为投资者提供了参考视角。

美股屡创新高的多重驱动因素

美股上涨的核心引擎之一,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市场想象空间。

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为全球经济创造15.7万亿美元价值。AI技术发展不仅直接推动相关企业估值飙升,更重塑了整个市场的增长预期,激发了投资者的长期热情。

从微观层面看,人工智能的商业化落地正以惊人速度推进,数据中心建设如火如荼,芯片巨头持续加码资本支出,AI初创公司不断获得巨额融资。

美联储数据显示,2025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数据中心建设对美国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期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3.8%、4.4%和1.4%。

大型科技公司今年已宣布超过6000亿美元的云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几乎全部围绕人工智能需求展开,这直接带动了原材料、芯片、劳动力和电力等上下游产业的需求增长,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和股市上涨的关键力量。英伟达等全球市值巨头的强劲表现,正是这场AI革命的直接体现。

美联储持续的宽松利率周期也为牛市提供了重要支撑。尽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利率决策独立于总统,但低利率环境确实刺激了企业借贷活动,促使企业增加招聘、并购投入和创新资本,进而推动盈利增长。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为股市上涨创造了有利的流动性条件。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举措也为股市上涨注入了直接动力。其第一任期内推出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将企业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35%永久性降至21%,创下193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一政策直接增加了企业的留存利润,推动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季度股票回购规模显著增长。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预测,到2025年标普500成分股公司累计股票回购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对于盈利稳定或增长的公司而言,股票回购可以有效提高每股收益,增强股票对价值投资者的吸引力。

不过,当前美股的AI热潮让人不禁联想到1999年的互联网泡沫时期。不少分析师提醒投资者,应当警惕潜在的“AI泡沫”。

历史教训表明,AI牛市也可能面临类似风险,如果AI数据中心支出达到峰值后回落,将直接影响GDP增长、科技巨头的盈利表现以及劳动力市场活力,进而引发股市调整。

席勒市盈率警示

尽管回测数据集和相关事件无法保证未来走势,但它们确实有助于消除情绪因素的影响,从而使投资者能够客观地看待股市。

一项经过155年历史回测验证的估值指标,却清晰指向特朗普牛市的终结趋势,那就是席勒市盈率(CAPE Ratio,周期调整市盈率)。

与传统市盈率(基于过去12个月每股收益)不同,席勒市盈率采用过去10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平均每股收益计算。这种方法通过长期数据平滑了短期冲击和经济衰退对盈利的影响,能更准确地反映市场的真实估值水平。

自1871年以来,席勒市盈率的历史均值为17.34,尽管过去30年受利率下行和互联网普及带来的信息透明化影响,该指标长期高于均值,但当前的水平已远超合理区间。

过去四个月一直维持在39-41之间,这是历史上第二高的估值水平,仅低于互联网泡沫时期。历史数据显示,席勒市盈率超过30倍的情况在过去155年仅出现过6次,而前5次均伴随三大指数的大幅下跌。

中期选举带来的市场风险

除了高估值的压力,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也成为市场关注的潜在风险点。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局时,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占据多数席位,但历史规律显示,在任总统所在政党通常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国会席位。由于共和党在众议院仅以微弱多数领先,选举结果的微小变动就可能导致国会分裂,进而让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推动重大法案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卡森投资研究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瑞安·德特里克在X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总统任期中期选举年的股市调整幅度通常大于其他年份。

自1950年以来,标普500指数在中期选举年的平均回调幅度(从峰值到谷底)达到17.5%,接近熊市标准;而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期选举期间,标普500指数曾出现近20%的跌幅。

2026年的特殊性在于,高估值与政治不确定性这两大风险首次同时出现。历史数据显示,当市场同时面临这两个因素时,通常会出现更显著的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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