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虎嗅ESG组

作者｜陈玉立

头图｜AI生成

本文是#ESG进步观察#系列第161篇文章

本次观察关键词：AI

我们可能还是低估了这一波AI Agent可能带来的颠覆变化。

近半个月以来，OpenClaw成为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讨论最多的AI软件，人们对其的态度也经历了从热捧到质疑再到理性看待的过程。

恰逢前两天“3·15”，其中被曝光的GEO与“AI投毒论”再一次强化了人们对AI滥用的警惕。

一连串事件过后，更值得探究的关键问题在于——先不论个体对于OpenClaw的使用效率能达到多少（毕竟因人而异），当AI Agent从被动建议变为主动执行后，这一新技术究竟给人类的隐私让渡与伦理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当AI使用不当对个体的权益带来侵害时，究竟该如何定责？

在我们对技术革命的“兴奋”逐渐消退后，更现实的治理问题摆在了台面上，如何在创新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将成为这一轮技术浪潮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AI Agent作为需求的入口

在分析AI会如何广泛影响商业及伦理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楚一个问题，即当前的AI走到哪一步了，以及AI Agent可能会如何改变当前的商业版图。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将爆火的OpenClaw放入整个AI产业的发展周期中去理解它的位置。

灵碳智能创始人李博杰认为，当前AI的发展处于“预期膨胀的顶峰期”。无论是OpenClaw还是AI Agent，本质上都是围绕技术讲故事。但是从技术到产品，中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对比互联网刚刚诞生时期的泡沫期会更贴切，泡沫期中的热门公司甲骨文到现在都没有回到当年泡沫时期的估值，”李博杰说道：“互联网泡沫其实孵化出了很多优秀的技术、商业模式和公司，就像火箭的推进器，每一级都需要强大的推力（泡沫）帮助火箭提升速度，快速推动技术发展。”

而在“预期膨胀的顶峰期”过去后，AI产业会进入“幻灭期”，泡沫会破裂、消耗殆尽，然后会有新的技术泡沫出现，继续推动技术前进，直到这项技术成熟，被大众普遍使用，不再被过度讨论。

图源：Gartner

“OpenClaw及AI Agent虽然是泡沫期的产物，但我们也不能把OpenClaw和AI Agent简单定义为同一代技术，”灵碳科技创始人李博杰分析道：“OpenClaw比AI 更极端，极端在它具备了执行能力。”

简单来说，AI Agent是做规划和分析的工具，可以替代人做更复杂的规划、检索、分析工作，偏向脑力层面；但OpenClaw却赋予了AI工具执行能力，能直接帮人完成任务，比如操控电脑、下单买股票、写文章甚至运营公众号，它是AI Agent的进一步延伸。

“现在产业已经开始关注为AI准备数据的相关领域，包括所有面向大模型的数据处理能力，比如数据后处理、预处理、标注、合成数据等，现在很多做具身智能的公司都在讲合成数据的故事，”李博杰指出：“未来AI会像互联网的发展一样进入第四个‘启蒙期’，那时大众不会再过度讨论它，AI要么成功落地，要么就此消亡。”

但无论AI产业怎么发展，李博杰却有一个判断与当下的共识不谋而合，即AI Agent会成为未来一切需求的入口。

就像此前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一样，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的作用是连接各类服务的入口，比如社交、支付、出行、外卖等等。但在AI Agent成熟的时代，用户不会再逐个打开APP，而是通过向AI Agent表达需求来达到目的。

例如用户会先表达需求“帮我订明天去上海的高铁和酒店”“整理一下这周行业新闻”“给客户做一份报告初稿”，之后AI Agent再去调用各种应用完成任务。这种模式一旦成立，当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从“人找服务”，变成“服务被AI Agent调用”。

而这一商业范式便将我们引向了开头所讨论的问题——个体的隐私权是否会被让渡，AI的滥用又将如何被定责。因为智能手机时代的数据结构被各个平台分开收集，但AI时代数据很可能会被集中到一个AI Agent上。

换句话说，Agent必须了解你，才能代表你行动，于是它很可能成为最了解你的数字系统。

谁来控制你的人生？

李博杰认为，AI Agent时代个体的隐私权不存在是否“让步”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出现不再由你自己掌控的情况。

“举个例子，假如未来出现了一个能力很强的AI医疗服务，它为了治疗你的疾病需要获取你所有的生活作息数据、身体实时的各项指标，甚至包括你家人的遗传信息、你的基因信息，这种情况下的隐私让渡已经达到了极限，但它能帮你治病，为你研发针对病症的特效药，你是否会选择接受？”李博杰说道：“延伸到其他领域也是一样，AI Agent几乎能够帮你作出任何最有利的决定，但代价是把你各类相关的偏好/习惯都告诉它。”

对个体权利的挑战不仅存在于个人生活领域，在工业生产中同样凸显——当 AI 替代工厂所有管理人员且掌握工厂控制权时，工厂的实际运营主体、AI 行为的责任归属应该如何界定？

虎嗅ESG组认为，用户对于隐私让渡的接受度，本质上取决于两个核心因素：一是能从隐私让渡中获得的实际好处，二是掌控 AI 技术的企业是否具备足够的可信度。回顾此前李彦宏关于“部分人愿意用隐私换取效率”的争议性言论，客观说明确实存在部分用户一旦感知到AI能为生活带来颠覆性改变，会更快接受这种隐私让渡的模式。

我们也可以从历史发展与全球竞争角度来审视这一命题。当下AI 时代的隐私观与伦理观重塑正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一种是积极拥抱技术的开放模式，如同工业革命时期若能主动接受铁路等新技术，便能抓住发展机遇；反之，若像当年慈禧拒绝修铁路那般死守传统规则，将AI“封在罐子里”，最终只会被掌握最新技术的主体降维打击。

李博杰认为，理想的隐私与数据治理机制，其核心是实现“数据获取与收益对等”，即每一次个人隐私与数据的让渡，都必须让贡献者获得高于让渡成本的实际回报，且数据的获取必须具备明确的目的性与相关性。

“比如为医疗服务获取个人医疗数据合理，但借机采集与医疗无关的短视频浏览、聊天记录等信息，则属于明确的数据泄露，”李博杰说道：“这种精细化的治理规则，需要由兼具行业专业知识与职业良知的从业者制定，若由大模型企业、政府或专家学者单一主体一刀切管控，最终只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过度保守将AI‘封在罐子里’，要么放任技术无序发展，最终因各种问题爆发而被迫叫停。”

在隐私让渡之外，责任界定与承担是更复杂、更现实的核心问题。李博杰构想了两种可能的AI Agent发展范式，一种是“一家企业足够强大进而垄断入口”模式，另一种是 “统一入口+多元应用生态”模式。“从治理角度看，后者的模式更健康，一方面国家可对入口进行适度管控，另一方面在入口之后不同场景下的应用由不同公司运营，也能分别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当然，这一切都像是在为未来的想象下定义，毕竟AI产业的发展尚未真正走到那一步。但归根结底，AI 时代的隐私让渡与伦理治理，并非简单的 “要不要保护隐私”“要不要发展技术” 的二元选择，而是要在技术发展与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这种平衡的实现，需要摒弃保守封闭的思维，主动拥抱技术创新，同时建立精细化、贴合实际的治理规则与责任体系，既发挥AI提升效率、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也让个人隐私与数据得到合理的保护与尊重。

AI Agent在重塑企业的“良心”

从更专业的治理语境出发，AI 时代的治理问题与 ESG（环境、社会、治理）三大核心维度高度契合，后者恰好能够为AI的健康发展提供底层框架与价值指引。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施涵认为，AI 治理并不是 ESG 之外凭空增加的“第四支柱”，而更适合作为一个横跨环境、社会与治理三大维度的复合议题来理解。

对于那些已经在经营管理、客户服务、风控决策、供应链协调等环节深度部署 AI Agent 的企业而言，这一议题甚至可能演变为具有财务实质性的风险与机遇议题，因此有必要被正式纳入 ESG 视野。

变化的关键，在于 AI 系统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相较于以识别、分析、预测和内容生成为主的传统 AI 应用，AI Agent 的突出特征在于其具备更强的任务分解、工具调用、外部系统交互和自主执行能力。正因为如此，企业治理的重点也不能再仅停留在数据安全、模型准确性和隐私保护层面，而必须进一步前移到行为约束、权限边界、问责机制、人类监督、事件响应和持续监测等方面。

从 ESG 的视角看，施涵认为在AI时代，企业责任边界的扩展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企业责任正从关注“输出结果”延伸到关注“行为过程”。过去，企业主要为 AI 系统生成的内容负责；而在 AI Agent 场景下，企业还必须对其如何行动、在何种权限下行动、影响了哪些业务流程、是否触发了高风险决策，以及在不确定情境下是否能够被及时叫停和纠偏负责。

第二，AI 治理已不再只是一个技术控制问题，也是一项涉及社会影响与基本权利保障的责任议题。它至少关涉员工是否会因自动化受到不公平影响，个人数据和隐私是否得到尊重，算法是否会放大歧视，消费者是否拥有知情、申诉与补救渠道，以及相关系统是否真正尊重人的尊严与自主性。

第三，AI Agents 为企业打开了新的风险传导渠道。因为它们能够“采取行动”而不仅仅是“提出建议”，所以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放大网络安全风险、提示词注入风险、权限失控、虚假信息传播、偏见扩散、安全事故以及运营失误。

这意味着，AI Agent 的风险已经不能被视作单纯的 IT 问题，而应被纳入企业整体风险管理体系，与内控、法务、合规、审计和业务治理协同处理。

第四，AI 既可能成为 ESG 风险源，也可能成为 ESG 价值创造工具。一方面，它可能带来更高的能耗、硬件资源消耗、劳动力替代压力、歧视性决策以及治理失灵等问题；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被用于气候建模、电网优化、资源效率提升、安全监测和供应链追溯等场景。

真正的关键并不在于企业“是否使用 AI”，而在于企业“在什么治理条件下使用 AI”，以及这种使用是否经过目标设定、影响评估和效果验证，最终能否形成净的可持续价值。

施涵进一步指出，将AI治理纳入ESG一个更务实的做法，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分层嵌入、交叉治理的问题。

在治理（G）层面，企业首先需要明确 AI 的治理架构与责任归属，包括董事会或相关委员会对重大 AI 风险与机遇的监督职责，管理层对部署、审查、升级、暂停和退出机制的管理职责，以及业务部门、技术团队、风控合规部门之间的分工边界。

在社会（S）层面，重点应放在 AI 对人的实际影响上。这不仅包括偏见与歧视测试、员工影响评估、负责任自动化、数据权益保护、消费者保护和无障碍设计，也包括对受影响主体进行充分沟通，以及建立申诉、纠错和补救机制。需要注意的是，许多 AI 议题并不能被简单划入某一个维度之中。

例如，算法歧视既是社会问题，也依赖治理结构中的审查、问责与纠偏机制，因此企业不能用“分栏管理”的方式替代真正的交叉治理。

在环境（E）层面，企业则应同时衡量 AI 的环境足迹与环境效益。对于开发或大规模使用 AI 的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不仅要关注模型训练和推理过程中的能耗、算力依赖、硬件生命周期和潜在水资源消耗，也要评估 AI 是否确实帮助企业在其他业务环节减少排放、优化资源使用、提高环境绩效。

AI 不能因为带有“数字化”标签就自动被视为绿色，其环境负荷与减排贡献都应被纳入综合评价。

“AI Agents 正在推动 ESG 治理变得更加关注行为本身、系统逻辑及其长期影响。企业责任的边界，正在从‘管理企业直接做了什么’，扩展到‘管理那些在授权范围内代表企业行动的半自主数字系统做了什么’，”施涵分析道。

总而言之，面对 AI Agent 所带来的技术变革，既不能放任其成为冲击规则与责任边界的失控力量，也不能因过度担忧风险而将其拒之门外。无论是盲目乐观，还是过度保守，都可能使企业错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重要机遇。如何在创新激励、风险防控与责任治理之间取得平衡，很可能将成为 AI 时代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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