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Play两周前刚宣布了全球费率改革，苹果为中国市场开出的这张分期兑付支票还有“升值”空间。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薛宁
3月15日，苹果正式下调了中国区App Store应用内购买（IAP）费率，标准企业从30%降至25%，小型企业等从15%降至12%。横向对比各市场佣金费率，中国IAP佣金费率已与欧盟持平、低于日本的26%，系目前的全球最低水平。
《人民日报》连续发布三篇评论，均指出同一问题，尽管“苹果税”调降将为中国500万开发者每年减少超60亿元成本支出，但苹果公司尚未在中国开放“侧载”，“中国用户还没有第三方支付、外链支付等多种支付路径选择，“市场高度期待在监管持续施压之下，苹果在中国也能尽快拆掉篱笆墙。”
这些观点均指向苹果公司同步在开发者公告中写入的两句承诺——“对所有开发者保持公平透明”并“始终为中国开发者提供不高于其他市场整体水平的App Store佣金费率”。这一事实上的最惠国待遇承诺，究竟是一次性的公关表态，还是可被反复援引的制度性杠杆？
尤其是Google Play两周前刚宣布了全球佣金费率改革，苹果为中国市场开出的这张分期兑付支票还有“升值”空间。
承诺约束力之辩：公关声明还是制度性杠杆
解读这一承诺，需要先评估它的约束力。
从形式上看，苹果的最惠国待遇措辞出自其单方面公告，难以确认其是否嵌入了相应的中国法律框架。相比全球其他市场，欧盟DMA违规可处全球营收10%罚款，苹果已累计被罚23.4亿欧元；巴西市场监管机构CADE与苹果的反垄断和解协议则是行政执法的结果；苹果对美国法院反垄断禁令的违反即涉嫌藐视法庭。
但承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自身的强制力，而在于它为中国后续的监管行动与公众监督提供了“苹果自己说出的话”——这是最难反驳的证据。苹果的公开承诺一旦与中国监管意志形成共振，约束效果并不逊于法律文书。
更重要的是，即便苹果未来选择性兑现，中国的监管体系与市场主体也有充分的应对手段：
在监管层面，《反垄断法》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禁止不公平高价、差别待遇、限定交易等行为。苹果若拒绝在中国开放已在欧盟、日本开放的渠道，监管机构可据此启动调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在平台经济领域已形成从关注到约谈再到立案的执法工具箱。
在市场主体层面，中国消费者与开发者可依据《反垄断法》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渠道限制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已有类似诉讼进入司法程序；行业协会可代表开发者群体向监管部门提交投诉。苹果自己写下的对华最惠国承诺，将使其在任何上述程序中都处于不利的举证地位。
尚未兑现部分：完整解读“整体费率最低”
中国App Store IAP费率的全球最低目标已经达成，但这只是承诺的起点，而非终点。“整体费率水平”一词的完整含义，至少还有三个维度尚待落地。
第一个维度是相比全球其他市场的渠道平等开放。苹果目前已在欧盟与日本开放了第三方支付、外链跳转支付、第三方应用分发渠道，巴西反垄断和解协议同样涵盖外链支付与第三方应用商店。中国区App Store至今只有IAP支付一条路径可走。渠道选择权的缺失，本身就与“公平透明”相悖。知名反垄断学者时建中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中，已就这一矛盾提出了直接质疑——用户是否应有多种支付路径的选择权，每种路径是否应对应差异化的费用结构。
第二个维度是“整体费率”需要覆盖全部渠道场景。根据苹果开发者官网数据，欧盟外链支付费率为10%-20%，日本为10%-15%；第三方应用分发方面，欧盟和日本均只需缴纳5%的核心技术佣金。当其他市场可以选择低至10%的外链支付渠道与5%的第三方分发渠道，中国市场却只有佣金25%的IAP这一条路可走时，中国的“整体费率”事实上高于了其他已开放市场。仅在IAP场景做到全球最低，不能涵摄“整体费率水平不高于其他市场”的完整含义。
第三个维度是“公平透明”的内涵远超费率和渠道。对“公平透明的条款”做严格解读，其适用范围还应延伸到App Store运营的关键环节。例如数据透明方面，开发者能否获取完整的数字商品交易数据，还是只能看到苹果过滤后的版本？再如算法透明方面，App Store搜索排名与推荐算法规则，是否对中国开发者与其他市场开发者一视同仁？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审核透明方面，应用审核标准与时效是否因市场而异？
这些“非费率”议题在欧盟DMA的合规实践中已经成为了重点审查对象，欧盟委员会对苹果的调查已经延伸到了数据访问、互操作性和平台自我优待等多个维度。如果中国市场未来在这些方向上推进“公平透明”要求，苹果自己写下的承诺就是直接切入点。
谷歌全球降税：对苹果最惠国承诺的杠杆乘数
2026年3月4日，Google Play与Epic Games就全球法律纠纷达成和解，公布了覆盖费率、支付和分发三个层面的系统性改革：全面下调服务费并拆分计费系统费用与平台服务费、赋予开发者计费自主权、推出“注册应用商店”计划。以下是改革后Google Play与苹果（取欧盟或日本已生效费率中的较低值）费率结构性的对比，仅含标准企业：
这张表格揭示了两个关键信号。
一是苹果过去应对全球反垄断质疑时反复援引的核心论据——“30%是行业通行标准，Google也收30%”——已被从根基上瓦解。Google Play此次将订阅用户服务费降至10%，叠加5%计费费后综合仅15%，较此前30%削减一半；参与“应用体验计划”等激励计划的开发者还可获得额外优惠，新安装用户综合费率仅20%，远低于苹果标准IAP支付场景的25%。
二是Google将支付系统收费（5%）与平台服务费（10%-20%）公开拆分，向全球监管者提供了一套可量化的成本分析工具。而苹果的IAP体系将支付处理、应用审核、分发推荐等服务打包在一个不透明的费率结构当中。当Google公开了成本结构，各国监管机构都会追问：苹果打包收取的25%里，每一项服务各占多少、各值多少？
将上述变量叠加到苹果的最惠国承诺上，杠杆放大效应十分显著。
苹果承诺的“不高于其他市场整体费率水平”本质上是动态挂钩公式。Google的全球降税正在打破苹果在各市场间维持的微妙平衡——它不仅加速苹果各市场费率“分母”下行，更引入了竞争平台费率作为新的比较维度。苹果的最惠国承诺原本只需应对“苹果vs苹果”的跨市场对比，如今还需面对“苹果vs Google”的跨平台对比。双重参照系下，苹果的辩解空间正被持续挤压。
回到全文的核心问题，苹果写入公告的中国市场最惠国待遇承诺，本质上是一张自己签署的“远期支票”。IAP全球最低费率是第一期兑付，但远非全部面额。这张支票能否持续兑现，取决于两股外部力量的强度——全球各市场监管和司法程序持续刷新的费率基准，以及Google Play全球降税锚定的竞争性定价标杆。
中国的未来应对之道，是持续用苹果自己的承诺去丈量苹果的实际行为。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任编辑 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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