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立场

“一键养虾”的智能体热潮，在这个春天掩盖了互联网巨头们太多的焦虑。但在阿里，吴泳铭没有选择继续观望，他直接将手术刀切向了内部最错综复杂的AI大本营。

2026年初，MiniMax、月之暗面、智谱等创业公司，借助OpenClaw引爆的全球Token需求风口，在海外大规模销售API和Token，快速抢占市场份额，极大拉升了公司价值。

而阿里同样是这一波Token红利的受益人，Coding Plan以从未预期的速度突破阿里云的销售纪录，这让吴泳铭看清楚一件事：这场AI战争的胜负手，是谁能把Token从生产力变成可持续商业闭环的系统工程之争。

问题是，阿里当时的组织架构，还没准备好打赢这场仗。 

林俊旸的离职，是这个结构性矛盾在2026年初最具戏剧性的一次曝光。这位曾被视为阿里最年轻P10的Qwen技术团队负责人，在外界尚在争论Qwen3.5与GPT-5.2孰优孰劣之时，悄然出走。消息传出，我们最关心的不是人事恩怨，而是重新审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阿里的AI，到底有没有真正形成合力？

据虎嗅报道，林俊旸对集团层面推动Qwen与各业务部门协同的战略路线，持有明确保留意见，他倾向于让Qwen独立运转，做一支可以自主决策的精锐部队，而高层的方向恰恰相反：让这支队伍并入更大的集团军序列，服从统一调度。

这种认知上的分歧表面上是路线之争，内里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结构性难题：过去两年，阿里的AI业务始终以阿里云为轴心运转，但模型团队与云业务之间的目标函数天然存在张力：前者需要算力向研发集中，后者需要算力转化为客户账单。

林俊旸在内部会议上反映的算力分配摩擦，无关管理失职，而是这套组织结构在AI时代几乎必然制造的系统性矛盾。他看到了这道裂缝，却选择了与高层方向相反的出路。

林俊旸离开阿里的第十二天，吴泳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成立Alibaba Token Hub（ATH）事业群，吴泳铭亲自挂帅，统领通义实验室、MaaS业务线、千问事业部、悟空事业部及AI创新事业部。这是吴泳铭上任后，力度最强的一次战略集权，ATH 一口气将从模型研发、平台服务到消费端与企业端应用的完整链路收拢至同一屋檐之下。

而这个答案，同时解决了两件事。

阿里正式从“云+AI”的双引擎叙事，彻底转向“AI即一切”的单轨逻辑。这个架构重组的内在逻辑是一次清晰的职能切割：ATH接管从模型到应用的完整业务链，负责定义需求、主导Token定价；阿里云则从此卸下AI业务的叙事包袱，回归它最核心的腹地——专注算力、存储与云基建。两者不再是包含关系，而是分工明确的协作关系。

而ATH旗下真正承担商业落地重任的，是悟空事业部：把钉钉积累多年、渗透百万企业的协同能力，从“给人用的图形界面”重写为“给AI Agent用的执行接口”，让阿里云的算力底座，通过悟空这个中间层，真正抵达企业客户愿意付费的工作场景。

让云回归云，让AI团结AI

管理学家威廉·戴明曾提出“94/6法则”：一个组织中，94%的问题根源在于系统与结构，真正该归咎于个人的，不过6%。林俊旸的离职，正是这个法则最新的一次注脚——他的出走不是故事的起点，而是一个早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终于在人事层面找到了出口。

过去两年，阿里云在每一份季报里都没有吝啬对AI故事的着墨，在AI相关产品收入连续九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增长的背后，阿里云以其基建能力稳稳接住了大模型爆发初期的算力洪峰。只是随着战局深化，阿里AI复综错杂的结构问题开始显现。

阿里的模型研发归通义实验室，有自己的技术路线图与人才体系；模型服务平台百炼MaaS，有自己的商业化目标与客户队伍；C端应用千问，顶着DAU与留存压力独立运营；B端的钉钉，更是长期游离在AI叙事的边缘地带。

这些部门虽在组织架构图上平行，却在KPI体系里各自为战，算力资源的分配博弈便成了必然。林俊旸离职前通义内部在会议上反映的算力资源问题，正是这种分散治理结构下几乎注定会出现的摩擦。 

这个组织结构的设计逻辑，源于移动互联网时代常见的“赛马机制”：多个团队并行探索，谁跑出来就押注谁。这套逻辑在流量时代行之有效，因为流量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多点开花不会带来太大的损耗。但在AI时代，这套逻辑的代价是算力资源的碎片化分配，以及研发与应用之间的协同断层，而这两项，恰恰是在大模型竞赛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变量。

真正让集团高层产生紧迫感的，是2026年春节前后始料未及的消费热潮。

马年春节期间，阿里云Coding Plan的Token订阅在上线不到两周内爆单，首购优惠被迫叫停。这本身或许只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销售意外，但当吴泳铭把这个现象放入更宏观的视野审视，一个结构性转变的信号映入眼前：AI的需求重心，正在从“消遣式体验”向“生产力基础设施”高速迁移。

弗若斯特沙利文2月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下半年中国企业级大模型日均调用量达到37万亿Token，较上半年的10.2万亿增长了263%。Qwen在这个市场的占比，从17.7%跃升至32.1%，几乎翻倍。与此同时，OpenClaw在全球范围内引爆了对AI Agent能力的需求，2026年2月，OpenRouter平台上中国模型的Token使用量首次超越美国模型，以Token计算的全球AI算力消耗格局，正在发生重新排列。

在这个背景下，吴泳铭在一场内部活动上的判断变得清晰：AI Coding能力已经跨越临界点，云计算平台的用户，将从人类工程师逐渐过渡为AI Agent本身。未来的云，不只是“人用的云”，更是“AI用的云”，而AI Agent不眠不休地运行，将带动Token需求以指数级速度膨胀。

这个判断，直接催生了ATH的成立。据雷峰网报道，Token Hub的构想早在2025年底便已在内部酝酿，春节龙虾Token热的爆发，只是加速了它正式落地的进程。

《新立场》认为，ATH的成立，对阿里云意味着一次明确的身份重定义。过去两年，阿里的AI商业叙事以云为核心：我提供通义千问模型与GPU算力，企业和开发者来调用，阿里赚算力消耗的差价。在这套逻辑里，阿里云是主角，AI是阿里云的增值服务，用来提升机架利用率、拉动云收入增长。AI的价值，需要通过拉动云消费来间接体现，无法独立被计量与定价。

如今，通义实验室与MaaS被划入ATH。在外界看来似乎是阿里云业务边界的“收缩”，但从产业逻辑角度出发，这其实更像是一次卸下包袱后的“重新聚焦”。在新的分工架构下，ATH负责定义需求：决定模型如何迭代、Token如何定价；而阿里云则得以回归其最核心的腹地：专注提供算力、存储与云基建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吴泳铭目前同时兼任阿里云董事长兼CEO，这意味着两个实体目前仍处于同一决策者的管辖之下，现阶段的边界变化更多是职能重组，而非利益格局的对立重划。但方向已然确立：阿里云在集团AI版图中的功能定位，将日趋工具化。

《新立场》认为，这个调整蕴含一个重要的商业模式判断：算力与Token虽同属AI时代的基础资源，但商业模式截然不同。算力更像传统电力，本质上是传统云服务的延续，只不过最稀缺的资源从CPU换成了GPU，它的客户结构、定价方式、竞争逻辑，仍沿袭旧的IaaS框架。

Token则更具金融资产的特征：高度标准化、可分拆计价、既能规模化服务企业客户，也能嵌入消费端产品，商业模式的延展性远高于算力本身。 将Token业务从算力体系中独立出来，不仅是为了让ATH获得全新的估值逻辑再定义，同样也是为了让阿里云不再被模糊的AI前线战火所拖累，能够以最清晰的IaaS商业模式，从容应对下半场的硬核科技战。

ATH对资本市场最深远的意义，则在于它第一次赋予了阿里AI业务独立被定价的可能性。此前，华尔街和港股的分析师在为阿里的AI业务建模时，面临的核心困难是缺乏独立的追踪维度。AI收入被折叠在云业务报告中，其成本结构、盈利能力与增长路径，无法与传统云基础设施业务清晰区分。这意味着AI业务的价值，只能以“阿里云增长的边际贡献”被间接估算，而无法获得独立的成长曲线与估值乘数。

ATH的成立，改变了这个格局。当从通义实验室到MaaS再到千问、钉钉的完整AI资产链，被装入一个由CEO直管的独立事业群，分析师第一次有了追踪阿里AI业务收入、Token消耗增速与盈利能力的清晰界面。阿里的估值叙事，由此具备了从“电商GMV×货币化率”的旧框架，向“Token消耗量×单位价值”新框架切换的基础条件。

截至2026年3月，阿里股价较2020年历史高点仍有显著差距。ATH名字里暗藏的那个双关——“All Time High”，是一个宣言，也是一个压力。吴泳铭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次收权，不只是管理效率的优化，更是他在任期内为集团交出的战略赌注。

悟空接棒，钉钉成为先锋

在2026年的GTC发布会上，黄仁勋在台上反复强调：AI的决胜点，已经变成了每一次“思考”的成本能不能持续下降。随着新一代Vera Rubin架构的亮相，英伟达已经在将推理成本逼入一个长期的下行通道。换句话说，黄仁勋真正想做的事，是凭借算力效率的代际跃升，把全行业的Token价格彻底打下来。

AI正在从“被动响应（Passive Response）”，走向“持续执行任务（Continuous Execution）”。 顺应这一趋势，英伟达的自我定位也随之发生位移，它正试图摆脱单纯的GPU硬件供应商标签，向一个为AI运行提供底层算力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平台型公司演进。

硅谷上游传导而来的寒气与共识，与国内模型厂商在2026年遭遇的瓶颈严丝合缝地撞在了一起。在这个十字路口，吴泳铭主导ATH事业群倾斜B端，也就成了一场别无选择的顺势而为。

眼下，云厂商的算力生意，正在经历一场无法回避的价格宿命。GPU实例的报价历经数轮腰斩，单纯提供算力的门槛正变得空前之高。在这场竞争中，没有任何一家单纯的算力供应商能够维持护城河——因为GPU本身并不创造竞争壁垒，壁垒来自于谁掌握了用户使用GPU的入口与场景。

豆包是这个逻辑的最好注脚，阿里与字节在算力积累上不分胜负，但凭借极度本土化的产品体验和抖音生态的流量优势， 豆包积累了最庞大的C端AI用户基础。字节也由此成为这个生态中最大的Token需求方，也是最有定价话语权的玩家。

然而，C端的超级App路径，在2025年整年遭遇了另一重更根本的挑战：用户不愿意为“闲聊”买单。

各家AI应用的DAU数字固然壮观，但付费转化率持续惨淡。高昂的推理成本叠加稀薄的C端付费意愿，让大模型应用成为整个行业最昂贵的用户引流机器。除了编程辅助、创意生成等少数高频刚需场景，AI聊天产品的商业化，始终没有找到可持续的变现路径。

与此同时，C端入口的竞争格局已经高度固化。AI原生App的战争，本就是针对人心智的争夺，从零开始建立用户认知和使用习惯需要数年时间与海量的市场投入。对于存量的工具产品而言，底层架构的历史包袱、既有用户体验的兼容承诺、内部团队的路径依赖，会把每一次变革尝试消耗殆尽。

B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战场。企业客户有一种消费者缺少的购买驱动力：降本增效的生存压力。一家制造企业的供应链负责人，不需要AI陪他闲聊，但如果AI能将供应商询价周期从三天压缩至三小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签下合同，并将这笔支出写入年度IT预算。

这种购买决策的驱动逻辑，与消费者买一款聊天App本质上不同，它不依赖情感驱动，而依赖可量化的ROI。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AI产业的商业化进程中，B端企业服务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在财务报表上清晰呈现回报的领域。

吴泳铭将AI业务层剥离的良苦用心也在于此，让阿里云集中100%的火力去打赢底层的算力效率战；而把掌握用户入口、创造壁垒的繁重任务，交给ATH旗下的钉钉和悟空事业部。 B端客户不会为GPU代码买单，但当阿里云的算力被封装进悟空智能体，与钉钉的全套企业协同能力结合时，闭环就形成了。

OpenClaw的全球爆火，进一步揭示了企业AI需求的真实形态。OpenClaw证明了AI Agent可以真正操控计算机的概念。而企业需要的也不是另一款SaaS工具，而是能够理解业务逻辑、自主完成任务的智能执行体。

然而OpenClaw本身的局限同样明显，依赖视觉模拟的方案在生产环境中极为脆弱，界面一更新，整个自动化流程可能全线崩溃，这在对稳定性有极高要求的企业IT环境中，是难以接受的风险。

这个市场缺口，正是“悟空”被创造出来要填补的位置。悟空的核心设计逻辑是：把钉钉的全套企业协同能力：文档、审批、日程、会议记录，从“给人用的图形界面”，全面重写为“给AI用的命令行接口”（CLI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钉钉团队做出了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决定：将整个产品的底层代码重写了一遍。

更关键的是，阿里计划逐步将淘宝、支付宝等内部服务接入悟空，让这个智能体能够调用商业数据、支付能力与云计算资源，完成从“发现商机”到“履约结算”的完整商业闭环。

悟空被纳入ATH的逻辑，也因此是顺畅的。C端的用户心智争夺，是从零开始的赤地征服；B端的企业关系，是用时间和信任积累的存量护城河。钉钉在中国企业协同市场深耕多年，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客户关系，这些关系是任何AI原生公司短期内都无法复制的现实资产。

在ATH成立后第二天，吴泳铭亲自出席悟空的发布会现场——这个细节，已经说明了一切。 

吴泳铭2023年接任集团CEO，他接手的是一个正从监管整顿中缓慢恢复、同时面临字节、拼多多、京东多线夹击的战局。他的前任张勇在云业务分拆问题上进退失据，留下了一个战略真空期。吴泳铭上任之初便旗帜鲜明地提出“AI驱动、消费和云计算双主轮”的战略框架，但在ATH成立之前，这个宣言缺乏与之匹配的组织落地结构。

当决定下一个十年的战役真正打响时，吴泳铭发现，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迷雾中杀出一条血路，他唯有倚仗那些知根知底的旧日战友。彼时无招出走创业，得到了马云与吴泳铭的背书；创业折戟后，阿里出手收购，他得以回归继续领导钉钉；如今在AI原生工作平台这个历史性节点上，他再度被委以重任。

这种信任的延续背后存在理性的判断：在B端，相比稳健的守成者，阿里更需要一个敢于把钉钉底层全部推倒重来的人：一个愿意大闹天宫、然后重建秩序的强硬派。“悟空”这个名字本身，已经道出了这个产品被期许的气质，七十二变的适配能力，金箍棒的破局锐气。 

ATH的成立，是吴泳铭任期内力度最大的一次主动下注。他将最核心的AI资产全部收入自己直管的事业群，把算力资源的统一调度从业务线之间的横向博弈，升格为集团CEO层面的垂直决策，同时为资本市场提供了一个可独立追踪的AI业务单元。

这是一个CEO在任期内能够做出的风险最高、也最具历史意义的组织决策之一。它可以催生“Gemini式”的整合红利，也可能因为整合摩擦而拖慢所有业务线的节奏。但吴泳铭显然已经做出了判断：在Token经济爆发的临界点上，观望的代价，远大于集权的风险。

写在最后

阿里的这次架构变革，让人自然联想到2023年谷歌合并Google Brain与DeepMind的那场著名赌注。

皮查伊顶住了相当大的内部阻力，两个团队有着截然不同的研究文化，Brain更偏工程应用，DeepMind更偏基础科学，长期“相爱相杀”。但皮查伊的逻辑很清晰：分散的天才，在这个以规模化能力见胜的时代，不如统一指挥的集团军。事后来看，Gemini系列的崛起，尤其是Gemini 3同步覆盖搜索、Gmail、云服务等全产品矩阵，在改善benchmark的同时，协同效应也得到集中释放。

ATH尝试把“模型→Token→Agent→应用”这条链路重新组织起来。如果这条链路能够真正跑通，形成可验证的商业闭环，AI时代的平台级入口，很可能就在这里生长出来。

平台价值的本质是网络效应，当足够多的企业将悟空嵌入核心工作流，当足够多的开发者在ATH生态上构建应用，Token消耗量就会开始形成复利曲线，阿里也才真正完成从"电商基础设施提供者"向“AI生产力基础设施提供者”的身份迁移。

大量SaaS公司不是看不到AI的趋势，而是动不了自己：历史代码的包袱、既有客户的兼容承诺、内部团队的路径依赖，把变革的冲动消解在委员会决议和分季度规划里。钉钉选择了一条更痛的路，但这条路通向的终点，是真正能够承载AI Agent运行的企业基础设施。

敢于变革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战略能力。吴泳铭在内部信中写道：“技术发展不进则退。”这句话的重量，与其说是对外界的战略宣示，不如说是一个将自己的任期声誉与这场赌注绑定在一起的人，对整个组织发出的最后通牒。

ATH的征途刚刚开始，“All Time High”，既是目标，也是压力，更是一个将在未来几个财季用Token消耗曲线和净收入数字来接受检验的宣言。

市场不问初心，只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