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则中国内地灵活就业人数将突破3亿的新闻引发关注。有人担心灵活就业人员激增是否意味着经济下行与工作难找，还有人望文生义，简单地把灵活就业等同于“间歇性失业”，甚至凭借“7亿多就业人员就有3亿是灵活就业”，危言耸听地断言中国的失业率高达“40%”。
这一数据的来源，是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这份年度报告基于28450份有效样本，研究了2024年至2025年中国蓝领就业市场的变化，认为数字经济时代蓝领群体正在从“生存型就业”向“发展型就业”转型。在提及灵活就业时，报告认为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达到2.8亿人，并预测2026年将增至3.2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超过四成，正式从就业市场的“补充形式”转变为“重要支柱”。
这是一份机构抽样调查报告。由于不同机构对灵活就业的统计口径、样本范围和外推方法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不宜直接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就业、失业指标简单换算，更不能据此倒推出所谓失业率，这不仅不符合统计规律、也容易放大社会焦虑。之所以不少声音将它与失业联系起来，一个主要原因是，很多人将灵活就业等同于过去的“打零工”，在这一刻板印象中，灵活就业就是个“有上顿没下顿”的状态，“间歇性失业”的说法也由此产生。
灵活就业不能和间歇性失业画等号，主要原因是，间歇性失业是一种被动的结果，是劳动者有就业意愿、具备劳动能力，但被迫失去劳动机会，并非自愿暂停工作，阶段性地无法获得任何有报酬劳动，核心是劳动力供需匹配失败；而灵活就业是劳动者出于时间自由、职业偏好、技能适配等需求选择的一种就业模式，即使工作时段不遵循“朝九晚五”等标准工时，但他们依然在持续提供劳动并取得合法收入，只是薪酬结算周期、用工契约形式灵活。
为何近年来我国灵活就业人数激增？主要原因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和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人们的生活、出行等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业形态的变化实际上是生活方式变化的一个结果。特别是随着平台经济的崛起，“一对多”“多对一”以及劳务合作的多元劳动关系逐渐走上舞台，甚至成为“主角”之一。
因此，在这一阶段，灵活就业早已不是几十年前那种低层次的“打零工”了。从就业群体看，另有报告显示，24岁以下青年群体参与灵活就业达12.14万人，本科（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超六成；从就业形态看，除了快递外卖、网约车、家政服务外，还包含了大量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服务岗位，涵盖IT开发、AI支持、云服务、数据分析等知识密集型领域，这些岗位包括自由软件工程师、算法顾问、AI训练师、跨境电商技术运营等。灵活就业已从传统“打零工”向高技能、项目制、平台化的新职业形态演进。当下兴起的基于AI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一人公司”（OPC），预示着一种新型的灵活就业形式进入经济社会中。据统计，截至2025年6月，全国“一人公司”数量已突破1600万家。
从收入上看，灵活就业人群的收入正在快速增长。前述报告显示，高收入梯队包括月嫂（10128元/月）、外卖员（8325元/月）、货车司机（8279元/月），月均收入均突破8000元。实际上，灵活就业之所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除了工作方式比较吸引年轻人外，“性价比高”也是原因之一。此前市场调查机构艾瑞咨询发布的《2022年中国灵活用工行业市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中国43.8%的灵活就业劳动者的月收入在5000元以内，56.2%的劳动者收入超过5000元，其中还有10.4%超过10000元。因此，灵活就业人群绝不等于低收入者，他们的基本社会保障机制也已经建立，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达91.5%，工伤保险覆盖率86.2%。当然也需要看到，这类收入往往与劳动强度、工作时长、接单周期和技能经验密切相关，不能简单用某一月份的较高收入代表全年平均收入，这也对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和权益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实灵活就业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国际劳工组织认为，非标准就业的浪潮日益高涨。在美国，2023年有38%的劳动力（即6400万人）从事灵活就业。因此，那种认为灵活就业是“间歇性失业”，是劳动者“被逼无奈”的观点，不仅是片面和错误的，也是对新经济、新技术发展背景下就业形态变化缺乏认知。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未来五年的重要目标，而支持灵活就业健康发展则是就业扩岗提质的重要途径之一。未来随着“人工智能＋”行动的大力实施，需充分发挥其促进就业的积极功能，为劳动者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本文系《环球时报》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