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都是机器人送货，早晚有一天根本不需要快递员了。但我不希望我们70万兄弟没有饭吃、没有工作。”
这是京东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在6月21日举办的2026年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的公开发言。他透露，京东发起了“涅槃计划”，把现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全国120所签约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后可以给机器人做维修、做保养。
刘强东的想法体现了他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很复杂”，要解决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就业替代问题，单靠一家企业的努力远远不够。
先算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即便每个快递员都能通过培训转型为工程师，机器人也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维保人员。工业设备的维保人员配比通常是1比10到1比50，哪怕机器人以一比一的比例替换快递员，维保岗位的需求量也最多是快递员岗位的几十分之一。
而如果京东放慢自动化的节奏，尽可能保留一线员工岗位，它将始终背着沉重的劳动力成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于人后。
当前的市场已经出现了分化。多数物流企业采用众包和加盟的模式，末端配送员非自有员工，无需承担固定工资和社保，劳动力成本随业务波动，随时可以削减。而承诺“被机器取代的员工一个都不开除”的京东，2026年一季度人力资源总支出同比大幅增长，达到了1664亿元，当季净利润则同比下滑了53%。
京东的战略选择值得尊重，但不能指望所有企业都愿主动控制AI的潜在风险和冲击效应。面对几乎人人可以预见的系统性风险，需要更主动、更前瞻、更有力的顶层手段，尽早干预。
回看历史，历史科技跃迁都会产生就业替代问题，并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阵痛与缓冲后，形成新的平衡。这轮AI引领的科技革命亦是如此——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9200万个工作岗位被替代，但会有1.7亿个工作岗位被新创造出来。
只不过，AI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太迅猛了，因而需要多管齐下，尽可能拉长缓冲期。
加强教育培训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从《“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推动AI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到各院校推进技能培训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我国近年来的一系列部署举措，意在帮助人们提高就业的适配性和成功率。
更进一步，有许多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呼吁，对使用机器人、AI替代人工的企业征税。韩国已落地相关政策，美国也有议员正在推动相关立法。
“机器人税”背后的逻辑很明确：AI的这一轮爆发式发展，占据最大红利的都是那些大型企业、科技巨头。征收“机器人税”，本质上是避免财富过度集中，是再分配的第一步。
在税制调节的基础上，财政资金将一定程度上扩充，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更加积极、更加普惠。
《学习时报》近日一篇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一旦突破临界点，结构调整的成本急剧上升，这要求政策体系“从被动的事后救济转向主动的事前干预与事中调节”。
许多学者都提出过具体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提出，推动AI发展的市场力量已经足够强大，政府与其拿着巨额财政资金直接下场投资项目，不如把这笔钱用于被AI替代人员的社保兜底。曾任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李稻葵建议，或可研究UBI（普遍基本收入），并随着生产力的提升，逐步推开。
然而，和刘强东“留住70万兄弟”一样，这些应对措施或许都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复杂”。
比如，AI对工作岗位的渗透是全方位且持续迭代的，指望通过不断培训新技能来“跑赢”AI，只能在短期内起效。
又比如，“机器人税”在实践中面临税基界定、国际竞争等复杂问题。尤其是后者——如果某国率先开征“机器人税”而其他国家按兵不动，则AI和机器人领域的资本、企业、人才将加速从该国流出——这是最现实的政治经济障碍。
再比如，普惠式、主动式的社会保障，既要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还可能产生“养懒汉”等隐忧。
但这不是说调控举措没有意义。相反，如果能从底线思维着眼，争取在多方之间形成合力（包括各国、各行业、各主体），尽可能地筑牢制度性屏障，仍能起到关键的缓冲作用，让AI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多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在全球AI竞争中处于第一梯队，有能力也有责任在自身探索和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推动相关工作。
这里有一个相对更容易实现、却能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着力点——校准AI发展的方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把AI界定为两类，分别是增强劳动者能力的“正确的AI”，以及替代劳动者工作的“错误的AI”。时下的AI技术，总体上是往“替代人”方向发展的，这是市场在利益导向下的自然选择，也很难靠市场自身校正。这就更需要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将规制、激励和劝导机制作用于AI技术的开发者、投资者和使用者，进而作用于技术本身，使其向“赋能人”的正确方向发展。如此，或能使AI的就业创造胜过就业替代，从根本上实现缓冲。
当“技术向善”不再是一句空谈，刘强东的“70万兄弟”，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们，也就不用再担心AI抢饭碗了。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