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孙颖妮 财经杂志）
K型分化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正在更新换代。应对分化的关键是给居民托好底，给市场主体留足空间，让新动能的成长速度跑赢旧动能下滑速度
文｜《财经》记者 孙颖妮
编辑｜王延春
2026年的中国经济走过了上半程。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在去年高基数基础上依旧实现5%的增速，扭转了去年逐季下滑态势。二季度GDP增速回落至4.3%，经济边际承压。
“二季度放缓主要受财政发力节奏调整、外部环境扰动，以及内需不足、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偏慢等因素影响。从企业盈利到居民收入，再到消费、民间投资、房地产，整个循环链条仍需要下半年政策发力，进一步完善。”东北证券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廖博告诉《财经》。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园等受访专家向《财经》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在外部风险与内部转型交织中展现了韧性，但也呈现出“K型分化”的特征。
综合多方观点，上半年经济的“K型分化”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外需强、内需弱；新动能强、旧动能弱；上游强、下游弱。熊园指出，向上的拉动力来自AI（人工智能）等科技浪潮带动的投资、生产、出口链条高增；向下的拖拽力则来自内需不足、消费修复偏慢等长期压力。“这本质上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经阶段，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层次体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补充道，从中长期看，“K型分化”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驱动力正在切换，结构向轻型化、高端化升级的趋势愈发清晰。
内需修复偏慢，服务消费成亮点
内需不足是近两年经济运行的核心制约。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扩内需、促消费”列为首要任务，但上半年消费复苏基础尚不稳固。
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增速呈逐月放缓态势：1月-2月增长2.8%，3月回落至1.7%，4月降至0.2%，5月出现2022年以来首次同比负增长（-0.6%），6月小幅回升至1.0%。
廖博认为，消费放缓背后是当前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信心仍处于偏弱状态。叠加以旧换新等刺激政策边际退坡。
廖博向《财经》表示，从消费、投资等高频数据的情况可以看出，目前整体内需依旧呈现较弱的修复态势，实质性企稳信号仍需等待。熊园则认为，消费偏弱本质是地产下行与新动能培育期的连锁反应，是转型必须承受的阵痛。
受访人士普遍认为，提振消费需从三方面发力：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夯实消费能力；二是优化供给、创新场景，激发消费意愿；三是完善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减少后顾之忧。其中，增收是核心前提——唯有居民“钱袋子”鼓起来，消费才有底气。
要实现这些目标，涉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保体系改革、劳动制度改革等系列改革举措。熊园认为，这些改革虽然是中长期的行动，但也要尽快采取措施，力度要适中不宜过小。“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例，当前已进入深水区，触及更多复杂的利益格局，需要以更大的改革勇气和智慧攻坚克难。”
熊园强调，同时要探索居民财富增值新渠道——过去房产是居民财富的主要载体，未来资本市场有望承接这一功能。
上半年资本市场的表现印证了这一趋势：A股整体上行，上证指数累涨3.16%，深证成指累涨19.82%，创业板指涨35.58%，科创50指数以64.25%的涨幅领跑全球。居民资产配置向权益市场转移趋势明显：上半年A股累计新开户2016万户，同比增长60%；1月-5月住户存款新增5.63万亿元，同比少增2.67万亿元，而非银金融机构存款新增5.64万亿元，同比多增2.57万亿元。4月-5月住户存款连续两个月缩水合计2.05万亿元，同期理财、基金、保险等非银存款大增3.61万亿元，“存款搬家”信号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服务消费逆势领跑，成为亮点。
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同期商品零售额仅增长1.1%。服务消费增速是商品消费的4.8倍。服务消费的亮眼表现在诸多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交通、餐饮消费同比分别增长6.1%、4.9%。线上服务零售额增长显著快于实物商品。细分领域中，通讯信息、餐饮、文旅、演出赛事、家政养老、演出市场、体育赛事、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均保持较快增速。
线上服务消费同样亮眼，上半年，网上服务零售额36419亿元，增长6.0%，高于网上商品零售4.8%的增速。
从“买商品”到“享服务”，消费结构正在深刻转型。”温彬指出，服务消费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可持续性佳，能与就业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带动供给优化和产业升级。例如一场演唱会对地方关联消费的拉动比可达1:4.8。政策层面也已明确支持方向：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近期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更是将“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列为首要任务。
三大投资同步走弱，新兴领域增势强劲
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5.7%，创下2020年以来新低，呈现“先扬后抑”走势：一季度同比增长1.7%，显著好于去年末的-3.8%，但二季度持续回落，1月-4月为-1.6%，1月-5月降至-4.1%，1月-6月进一步下探。
廖博认为，这背后是房地产深度调整、传统基建饱和、民间投资信心不足、专项债发行节奏偏慢等多重因素叠加。从结构看，三大领域投资均承压，边际降幅呈“基建>房地产>制造业”特征。
上半年，基建投资增速降至-2.4%，基建投资增速逐月下降。1月-2月、1月-3月、1月-4月、1月-5月分别为11.4%、8.9%、4.3%、0.6%。财信研究院认为，基建投资增速放缓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专项债发行节奏放缓，4月-5月单月发行规模均不足2000亿元；二是地方优质项目储备不足，叠加去年结转资金基本投放完毕，制约了投资实物工作量形成。“关键不是缺资金，而是缺‘既有公益属性又有经济回报’的项目。”廖博指出。熊园认为，下半年，加快专项债、国债等金融政策和金融工具的使用进度，推动资金尽快转化为实物工作量，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需“项目储备、资金保障、落地效率”三者协同。
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探。上半年同比下降18.0%，创历史新低。1月-2月、1月-3月、1月-4月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为-11.1%、-11.2%、-13.7%，1月-5月，下探至-16.2%。
制造业投资上半年下滑至-1.2%。1月-5月制造业投资增速同比-0.4%，为2021年以来首次转负，这标志着制造业资本开支从疫情后的补偿性扩张阶段正式转入产能消化与结构重塑阶段。
民生银行研究团队认为，制造业增速放缓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第一，中下游企业盈利空间收窄。上游原材料成本难以向终端消费品转嫁，中下游制造业利润被持续挤压。同时，产能利用率整体偏低，部分行业库存高企，企业面临“增产不增利”困境。第二，政策红利边际递减。1月-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同比增长9.3%，降至2024年以来最低水平，企业设备更新改造需求逐渐减弱。第三，“反内卷”治理继续深化，行业自律性限产增多。企业从“规模优先”转向“现金流优先”，扩张更趋谨慎。
房地产下行也直接拖累民间投资。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下降8.5%，为历史最低。熊园指出，过去大量的民企业务围绕地产产业链展开，当前地产调整对装修、建材、家电、物业等行业形成全面冲击。更深层的原因是资本回报率下行：内需不足导致企业订单减少、盈利预期转弱，叠加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低迷，企业既“没钱投”，也“不敢投”。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报告也指出，当前投资走弱已不能简单归咎于房地产——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固投和民间投资仍为负增长，反映政府和企业部门投资能力与意愿同步减弱。
不过，投资端的结构性亮点同样突出：新兴产业投资高速增长。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3.3%、8.1%、15.5%；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4%。
在AI热潮驱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算力、数据基础设施等前沿技术产业领域。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消息，5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当前，各地紧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部署和要求，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上半年，集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8.8%、10%和24.4%。制造业正在向新向优发展。
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如何应对“K型分化”？
分化同样体现在生产端。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3%、13.3%，分别快于整体增速3.9和7.9个百分点。代表新质生产力的产品产量快速扩张：3D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39.3%、28.0%。
与之相对，光伏、建材、钢铁等传统行业经营压力加大。1月-5月规模以上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68.6%；头部光伏企业如隆基绿能、通威股份、TCL中环上半年合计预亏超百亿元。“生产端的K型分化，本质上是新动能崛起与传统动能出清的并行过程。”廖博总结。
企业景气度也呈现分化：6月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为50.3%，重返扩张区间，但大型企业PMI达50.7%，而小型企业仅为48.2%，低于临界点且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熊园认为，k型分化背后本质上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经阶段和必然结果。当前，以地产、基建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正在逐步下降。旧模式的拉动能力持续减弱。与此同时，AI、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从历史视角来看，古今中外重大技术革命在替代旧动能的早期阶段，都会带来显著的“头部效应”在初期，资本和资源往往会过度集中于产业链的少数环节，从而导致“K型分化”在产业和财富两个层面表现突出，这正是理解本轮“K型分化”需要把握的关键逻辑。
事实上，“K型分化”并非中国独有。熊园表示，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主要经济体，都经历过“K型分化”，只是各国表现不尽相同。从全球大趋势来看，近年来的总体逻辑是投资表现好于需求——全球正进入一个“资本开支大时代”。这一轮资本开支提速主要集中两大方向：一是以AI为代表的科技浪潮；二是以资源、能源和国防军工为代表的安全领域。这两大类投资共同构成了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催化剂，也使得投资端与需求端之间的K型分化愈发明显。
廖博认为，“K型分化”的评价是中性的，这是全球AI资本开支扩张带来的结果。但短期来看，这种分化必然伴随着一定的阵痛，例如AI对部分岗位的替代效应，传统劳动力的短期收入和就业预期相对不明朗。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执行院长、CMF主要成员刘青也指出，分化的风险在于：传统产业失速而新动能体量尚不足；产业上，传统赛道成本上升、新旧资源争夺加剧；区域上，三四线城市面临头部城市虹吸；金融上，信贷区域分化可能导致资产泡沫与不良贷款并存。但反对“限制新产业、保护旧产能”的思路，主张“顺势而为”，让新动能充分释放活力，让低效产能有序出清，同时短期兜牢民生底线，长期完善成果分享机制。他具体建议，政策层面财政政策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扩围至民营中小企业；稳定房地产市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设立3000亿元青年人才发展基金，以“青年经济”激活创新；建立人工智能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防止技术红利过度集中。
应对分化的关键，是在转型阵痛期给居民托好底，给市场主体留足空间，让新动能的成长速度跑赢旧动能的下拉速度。熊园等受访专家认为，在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等诸多领域，政策可以采取更多有针对性的措施，应对“K型分化”的短期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