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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微信朋友圈诸多转发评论一个观点：“不存在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案头工作很多，本不想置喙，但闲暇片刻，忍不住又想多说两句。

  1、消费是增长的终极目的

    在论证经济增长是否是由消费驱动之前，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的，其他一切、包括投资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关于消费是终极目的这一点，早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就做了说明：“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能在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随后，亚当•斯密又愤愤地说道：“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谁是这重商主义学说体系的设计者，不难以确定……那一定是生产者，因为生产者的利益受到那么周到的注意。”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消费是终极目的这一点，体现得再明确不过。无论是新古典增长模型，还是内生增长理论，最终都是要在收入预算约束下，求解消费者的效用（U）最大化问题：

最大化效用函数：U=U（C）

预算约束：现在和未来各时期的C=现在和未来各时期的收入

在效用函数U中，没有投资及其他任何变量，只有一种：消费C。上述最大化问题最终可以变成一个取决于收入的消费函数。当然，收入包括今天的收入、明天的收入……没有收入，消费即无从谈起。

    那么，收入从哪儿来呢？从供给侧看，收入来自于生产函数决定的经济增长；从需求侧看，收入来自于支出。

 2、消费决定了投资效率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无论何种学术流派，增长都取决于三要素：技术、资本和劳动力。除了技术进步、劳动力的数量增加和素质提高之外，通过投资进行的资本积累活动是增长的关键要素。

    如果仅仅说到这，那么，确实，不存在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但是，继续把增长模型推演完毕，我们将看到，消费决定了投资效率，进而决定了经济能否通过投资、积累资本。

    投资效率的经济学学名叫作“资本边际报酬（或资本边际产品）”，缩写是MPK。在一个最为简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不熟悉的读者可以看看任何一本《宏观经济学》本科教科书或者本人的拙作《成事在人：人口、金融与资本通论》），MPK的决定因素为：

MPK=资本对产出的贡献份额/资本产出比

资本产出比=资本/产出=投资率/（劳动力增速+技术进步速度+折旧率）

    在劳动力增速、技术进步速度和折旧率一定的情况下，投资率就决定了资本产出比乃至MPK。投资率越高，则资本产出比越高，MPK越低。高投资率的反面就是低消费率，因为：

投资率=投资/产出=1-消费/产出=1-消费率

    高投资率导致投资效率下降，在直观上也非常好理解。假设有A、C两个国家，GDP都是100，A国投资率是20%，C国投资率是40%。这就意味着A国20元的投资就创造了100元的GDP，而同样的GDP创造在C国需要40元投资。

    笔者曾经测算了全球79到91个国家的MPK（参见“中国的低人均资本存量与低资本边际产出之谜：人口问题的影响”，《金融评论》2023年第1期），发现中国的MPK自2010年不断下滑到诸多国家的最底部。造成中国MPK下滑的主要因素除了人口因素（人口和劳动力增速下滑乃至负增长）之外，就是中国的投资率太高——反过来说，就是中国的消费率太低。

    以2012-2021年的均值为例（参见公众号前文“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中国的消费率比全球和其他国家低20到30个百分点，而投资率则相应地高出了20个左右百分点。

3、消费决定了投资乘数

    增长理论都是假设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下，因而经济增长能够达到供给侧的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决定的最大可能边界。但在市场经济的现实运行中，总需求不足是常态，经济增长往往达不到最大可能边界。在总需求不足因而存在非自愿失业时，经济学的讨论就落入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

    在围绕需求不足问题的凯恩斯主义框架中，支出创造收入，进而推动经济循环：企业部门的投资支出为居民部门创造工资收入，居民部门的消费支出为企业部门创造销售收入，任何一个部门停止支出，其他部门也就没了收入，经济循环就将终止。

    对于支出创造收入、进而推动经济循环的机理，凯恩斯在《通论》中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大意是，如果我今天决定省钱，不去饭店吃一顿盛餐，那么，饭店老板及其雇员会失去一笔收入，因而他们可能也会决定省钱少买一件衣服……循环往复，我省的一笔钱就通过乘数效应放大成若干倍整体经济的收入减少。

    居民的消费支出和企业的投资支出对整个经济收入的影响可以浓缩为下面这个公式：

经济中新增的收入=投资×乘数=投资/（1-消费倾向）

这个公式表示，企业部门增加（或减少）的投资通过乘数带来了翻倍的收入增加（或收入减少），而乘数取决于居民部门的消费倾向——居民收入中愿意用于消费的比率。消费倾向越高，则投资乘数就越大，单位投资带来的整体收入增加就越多。

    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是63%，美国居民的消费倾向是92%（参见公众号前文“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这就意味着要增加100元的收入，中国企业部门的投资大体需要是美国企业的4倍——这实际上同样是投资效率低下的表现。

    事实上，凯恩斯同样也关心投资效率问题。在《通论》的最后，经过许久关于需求不足问题的论证后，凯恩斯终于意识到：“正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所以萧条状态才如此难以治理……资本边际效率已经崩溃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至于利息率下降到现实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无济于事。”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投资效率下降到如此彻底的程度呢？投资过度导致的资本过剩。凯恩斯说道：“资本必须在长期中被保持于足够稀缺的程度，以便使其边际效率在资本的寿命期至少等于利息率的水平。”但是，凯恩斯引用当时的美国和英国为例，“被积累起来的财富已经达到如此之大的地步，以至于它们的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要快于利息率的降低程度。”

小结一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的，消费从供给侧的生产函数决定了投资效率，从需求侧的支出创造收入循环决定了投资乘数。如何能说不存在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呢？

    片刻休憩，短文一篇，权当闲扯。